国鋕，他在哪里？他脱险了没有？

 

    国鋕从客厅侧门跑上三楼卧室烧毁绝密材科时，他临危不慌张、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虽是只身进入何公馆的，但周围肯定有警戒，这是表面温和有礼而实际确已是箭已在弦上的最紧张时刻。他判断如果马上逃走，不仅会影响洪宝书同志的转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决定：拖住敌人、麻痹敌人，选择有利时机行事。于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务周旋。当他同何太太从二楼下来后，他见到特务对何太太仍装着彬彬有礼时，就装着胆怯、委曲，的确像是误会的神态、顺从的陪伴女主人毫无一点不驯的样子；当他看到特务在忙于帮何太太拨电话分神的时刻，和思想麻痹的弱点。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国鋕机警地溜出客厅，迅速地从何公馆右后侧的山坡上，滚下坡去了。他滚下坡后，将身上的泥土拍打干净，就镇静地、神态自若地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上清寺、插到牛角沱，跻身在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国鋕惊险地逃出虎口后，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全，和必须向组织报告。他从牛角沱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六哥国铮，请六哥火速到七星岗女青会找我去。六哥将我带到成渝铁路局内的一间小屋同他相见，在屋外放哨去了。国鋕向我简述了特务抓他的经过，并指示我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联系的人暂时转移，然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张德明汇报。当他谈到与上级联系时，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不懂得同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是自己同组织失掉联系就是自己脱党。你没有经历过失掉同党组织的关系的滋味，无法理解我说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组织关系比我的生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后不能随便离开，一定要在重庆等组织的安排、决定。组织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你就说我的意见是：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们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可否将我们的关系转到昆明或成都，因为昆明我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条件。你—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弄掉了。同组织失去联系后是十分艰难的，再找到这组织关系也是极端困难的，我吃够了这个苦处！”我仔细地听着他嘱咐的一切，看到他那严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在地下一个党员的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失去了组织联系，将会影响一切、我们的一生”这是我受到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约定了碰头的地点后，他就离开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门边，眼看他走下山坡，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另一山凹处，直到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里又呆了一阵，也就离开了铁路新村。

 

    我从两路口回到七星岗女青年会，处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报告家有急事请假离开了。我赶紧到了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等事后，又马上返回城内。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三时，我如约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馆，见到了国鋕的上级、我入党的监誓人张德明，直到此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鋕被捕、脱险经过，国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对国鋕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人员。我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地奔跑了两天。此时，我早就认识的我姐姐的好友张思玉（现名张莹，在成都省干休所），她丈夫周俊烈（已故）告诉我，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并给我介绍了在青木关中学工作的邹某，说他可以帮助我越过青木关检查站等。当时，我因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虽知周是老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来时我就认得他了，可是我既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就不敢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们，特别不能告诉他们我必须等上级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许，我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又同张德明见了面。我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我所了解的情况及我工作地点已有特务把守的事后，他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去国鋕处，我又再次请示他关于我们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他说要我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我们，要我先去国鋕处，不能留在重庆了。我怕他遗忘国鋕住地，直等他当我面背诵出“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时，我才放了心。由于当时我已不能去别处要钱，他当即给了我叁佰万元（伪法币）。我就立即筹备离开重庆。

 

    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歌乐山到了青木关。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车离开了青木关。我在中途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鋕的住地。我向国鋕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即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嵩到城里某处去碰我，但没有见到。国鋕还让屈义嵩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国鋕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壁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加交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壁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们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是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然而没有几天，同志们却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他们既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确在他们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终于又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四月十四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作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交代说：“你要知道，季缕已经够滑头的了，可是这个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你大意不得一点”。“你们到荣昌去，不要坐军字号牌的汽车，我给你们借一辆商字号牌的车子。你们到离荣昌县城还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就下车、步行进城，让汽车开到银行旁边停下，向司机交代对外说是重庆银行的人坐的”。并对漆玉麟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强调决不能再让刘国鋕跑掉等等。特务行动组长漆玉麟带着警卫组长黄声扬、陈林、章加三人，化装后坐了一辆银行的小轿车就兼程出发，当天下午赶到了荣昌。特务们按徐远举的部署，立即同荣昌县政府联系，他们同荣昌县政府、荣昌县党部主任密商后，连夜决定了逮捕刘国鋕的各项行动、紧张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四月十六(或十七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筵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呆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决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脱逃。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悄悄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赓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