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磁区的学生运动，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的事件后，实际上成了全市学运的中心。沙磁区特支的工作对重庆市学生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国鋕领导特支工作，善于团结同志，充分发挥特支委员的作用，又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办法。特支在领导群众斗争中识别、考察了干部，发展了一批“六、一社”社员、共产党员。在特支领导的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轰动山城的“叶、宋事件”和抗议英帝暴行的全市示威游行。邓平同志写道：“在特支的活动中，国鋕同志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成熟的党的学运的组织者、宣传者，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山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叶、宋事件”。这事件的情况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一些高等院校陆续迁离重庆，迁回北方及江、浙一带，于是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就成了重庆最大的一所高等院校了，它也成为重庆学生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学校。面临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镇压，一九四七年初搞起个“反学运总部”以对付学生运动，把力量也集中到了沙坪坝。他们在重庆大学门口办起“青年馆”，由保密局（即军统）特务、重庆市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总部副干事余宏达兼任青年馆总干事，把重庆大学的“职业学生”、保密局重庆站学运组副组长张光汉安排作青年馆副总干事。反动派企图掌握重庆大学，首先把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封为三青团重大分团干事长，把特务、职业学生张光汉安排为三青团重大分团干事，同国民党重大区分部配合，把重庆大学的一切反动家伙都组织了起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想尽一切办法同进步学生、进步团体对抗，搞“同乡会”、“团契”、“读书会”等拉拢群众，拼命同进步势力争夺中间同学。这帮家伙处处监视进步同学，并向反动当局告密。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大逮捕时，由于他们的告密，高年级学生中学运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特别是抗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被逮捕了。继后，这帮反动家伙把注意力就转到了低年级学生。女学生叶孟君、宋廉嗣是教育系一九四六年入校的新生，她俩因同年纪又同寝室，政治观点一致，十分要好。她们入校不久，就同另外四个女同学办起“夜哨”壁报，贴在松林坡女生宿舍走道的竹篱笆上。由于壁报上的文章政治倾向鲜明、词句尖锐，曾引起过不少同学注目，但没有人知道是哪些人办的“夜哨”。抗暴运动时，叶孟君、宋廉嗣二人活动较多，又参加了群众团体的活动，因而逐渐为人知晓。和她俩同系、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赖某，是一个公开的三青团分子，并同张光汉等人来往密切。当重大的反动家伙把注意力转到低年级学生时，赖某已经十分注意叶、宋等人的行踪了。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宋廉嗣同志回宿舍时，看见叶孟君留了一张纸条，说有事进城、当晚即归。宋廉嗣同志开始并没有在意，可是过了一天、两天，叶孟君没有返校，宋廉嗣同志和我跑到重华学院，向叶孟君好友杨某处打听，仍然没有叶孟君的踪影。这时，我们才向组织汇报，杨某给叶孟君在成都的同学叶正邦去信询问，并给叶的哥哥叶孟根打了电报询问。四处全无下落、音信杳无。当时我们从各方面情况分析，认为叶孟君很可能被敌人秘密逮捕了，因为叶孟君已是“六、一社”社员了。十一月三日重庆的报纸上登载了叶孟君失踪的消息，学校内也为叶孟君的失踪而议论纷纷，进步学生中在商讨对策。十一月六日叶孟君的哥哥到了重庆，他是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学生、青年党党员，在川康警政督导处工作，由于同其妹政治观点不一致，兄妹之间不太融洽，并发生过冲突。叶孟君之兄初到重庆时，还打听、询问有关其妹失踪情况、线索，但没有几天，他竟一反常态、威逼宋廉嗣同志说出其妹去处，学校传出叶孟君到解放区去了的谣言。紧接着重大训导长侯枫将宋廉嗣同志叫去盘问、讹诈，逼宋交代叶孟君的去向，与叶孟君之兄调子完全一致。尤为奇怪的是沙坪坝警察分所杨所长也亲自追逼宋廉嗣同志，逼宋说叶孟君有哪些来往友人和去向，并警告宋不要执迷不悟等，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宋廉嗣同志的抽屉被橇、日记被盗，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宋廉嗣同志将上述情况向组织详细汇报后，党组织认为敌人企图利用叶孟君失踪事件，嫁祸于我们党，阴谋破坏学生运动、破坏组织。因此，宋廉嗣同志处境十分危险，组织最后决定由刘国鋕同志保护宋廉嗣同志立即转移。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时许，国鋕到沙坪坝重大找到了宋廉嗣同志，向宋传达了组织的决定，详细地交待了离开重大的办法。宋廉嗣同志在晚餐时分告诉了在重大学习的二哥，说她要到大哥处去拿钱；然后确实到了大嫂工作的“学生公社”拿了钱，在由“学生公社”返松林坡女生宿舍的路边故意丢下一本书；然后再折回、离开了重大。当晚沙坪坝停电，宋廉嗣同志顺利地从沙坪坝按时到了上清寺何北衡公馆，国鋕早已在门边等候，秘密地将她接入院内，安排她吃过饭后，将她送到市中心五四路一家人的楼上。接待她的人不知她真实姓名，也没有让家中任何人见到她。国鋕对宋廉嗣同志作了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她充分认识她的危险处境，必须迅速安全转移。教育她要不畏艰险，临危不惧，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又要胆大心细；教育她要有足够的到农村去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要严格要求自己。组织上早就从川东派来了一个同志到宋廉嗣同志住地，认清了她的面貌、特征，没有同她说话，就离开重庆先到各联络站打前站去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国鋕亲自将宋廉嗣同志送至轮船码头，由预先安排好的一男一女陪她上了轮船。国鋕一直等到轮船驶离码头，不见船影后，才转返住地。宋廉嗣同志安全地离开了重庆，经长寿、垫江、到达大竹张家场，见到陈以文同志，实现了安全转移。从此，她就以江晓渝的名字在大竹、渠县、广安等地活动，一直受到组织的保护。三十多年后，宋廉嗣同志还深情地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没有党我活不到今天！”“刘国鋕同志为我的转移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没有他，我难以实现安全转移”。“临别时，他曾问我希望什么，我答复他只盼重庆早点解放。当我们商议我用什么化名时，他就根据我们这段谈话内容为我取了‘江晓渝’的名字，他说等渝州破晓、重庆解放时，一定到这长江、嘉陵江的会合处迎接我的归来。重庆解放了，可是我没有在江边见到他的身影，却传来了他为人民英勇牺牲的噩耗”！

 

    宋廉嗣同志的秘密转移，组织上当时没有向我们重大的任何人透露。我们同宋廉嗣一起战斗的几个朋友发现她失踪后，四处找寻，没有下落。当时，我们都以为她也像叶孟君一样被敌人秘密逮捕了，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个个都哭得像泪人一样。在堂堂的高等学府，一个月之内失踪了两个女同学，她俩又都是我们的战友，这实在激怒了我们，我们不能忍受！我们立即向同学们发出呼吁，许多同学奔走相告，“六、一社”的同志们从中组织，重大立即举行了罢课，在校内游行，围着训导长侯枫，要他保障学生安全。松林坡女生宿舍的同学们，痛骂赖某，骂得她躲避在外，不敢回宿舍。重大一个月内连续两个女学生失踪的消息，先后在重庆、四川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国鋕因势利导地领导了这场斗争。他的任务是十分艰难的：他不能立即向同志们公开宋廉嗣同志的去向，使已经起来的群众运动遭受挫折，必须通过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又要巧妙地把运动控制住，做到适可而止。按照市委的部署，他有几天完全坐镇重大，一方面推动保障学生安全的斗争，另一方面逐步地将宋廉嗣同志秘密转移的真相告诉党员和部分“六·一社”骨干，引导他们在斗争中适可而止。轰动一时的“叶、宋事件”，给了国民党当局一次沉重的打击。党组织适时地结束了这场斗争，又发起了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