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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 - 传记 - 刘国鋕 - (一)觉醒
(一)觉醒
 
刘国鋕 | 时间:2008/11/14 19:51:29 作者:曾紫霞 来源:《刘国鋕》 点击:528
    刘国鋕同志一九二一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四川泸州。
 
    他出生前后的年月,刘家在泸州曾号称首富、望族。他祖父辈三弟兄继承家业,分家时各分了每年一千二百石左右地租收入的田地产,几十家街房,还有盐号、瓷器公司及发电厂的巨额股本。他祖父有三个儿子,他父亲刘笃初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一生主要办公益事业,任过泸州济和发电厂董事长;主持过平民教养工场,请人教给收容的贫民以手工技艺;主管过“体仁堂”,收容孤老;杨森任四川督理时曾在公署任军需正(中校衔头),管理金库。国鋕出生时,父辈三房住在泸州东门城垣街三、四、五号,每房一个院子,院院相通,由大伯当家。他大伯刘玉京在当地士绅中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二伯善于经商,此时刘家共有几十口人,遍至工、商、学各界。解放前夕曾任国民党经济部长的刘航琛一支,本非国鋕家嫡亲,但早年联宗,过往甚密,故情同嫡亲。刘航琛父亲刘子休与国鋕大伯交谊颇深,经济上可通有无,因而当国鋕一家日趋衰落时,刘航琛曾对他家多方照顾。
 
    国鋕有哥哥、姐姐,他最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幺房的幺儿子。他因受到异常的娇宠,养成了固执、倔强的脾气,家里人给他取了个“七莽子”的小名(莽,音mang,四川话是犟的意思)。他母亲是个十分贤良、精明的女人,辛亥革命后进过女学会读书。国鋕三岁时,母亲患肺病去世。母亲病逝后,他父亲先将一个丫头收上房作了国鋕的姨母,姨母生了六妹;后来又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后母,后母生了七妹。国鋕虽然没有了生母,又添了两个妹妹,但他仍然是大家庭中幺房的幺儿子,长辈们因他没有生母反而愈加娇爱他。
 
    他家里聘请了两个教师,这时就教他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籍。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知识给了他智慧,他从小就爱摆龙门阵;长辈们半是爱怜、半为鼓励地夸他口才好、记忆强;侄子们喜欢听他讲新鲜的故事。这样使他赢来更大的娇宠,增添了他的犟脾气。因为倔强有时使他显出过人的见识与胆量,这一切交互影响的结果,使他从小就逐渐形成了与众孩子们不同的气质,侄子们十分喜欢他、亲近他,他成了孩子们的头目。后来他进入泸州模范小学,开始就读三年级,以后陆续跳班到泸州县立高小读书。这时他三哥留学日本回国了,请了英文教师教国鋕弟兄,并在上海订了《儿童世界》、《少年》等刊物给他们阅读。国鋕小学没有毕业就跳班考进泸县县立中学读初中,此时他已读过《三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西厢记》、《水浒》及一些外国历史、游记、文学之类的书籍。一次,他同家里人去上坟,一位长辈问他清明寒食的意思,他竟毫不迟疑地说出人民为纪念介之推,不生火做饭的掌故,在场的长幼对他对答如流的本领十分惊异,侄子们更是对他十分敬佩。
 
     可是,国鋕这样受娇宠、过优裕日子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在他成长的年月,他的家庭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他陷入了苦闷、迷惘之中。他母亲去世后四年,他才七岁时,他父亲因患疔疮突然病逝。父亲的逝世使大家庭中的幺房失去了主宰,大家庭内的纷争、矛盾日益明朗,终于在父亲去世一年之后第一次分裂:父辈三房分了家。幺房因姨母、后母虽是长辈,却难以当家,就由国鋕大哥当了家。他三哥参加了十九路军,后战死在陕西;他四哥去掩埋三哥尸体后留在军队工作,抗战时染病而亡。继后,大哥一家同姨母、后母、弟妹又分为两家,国鋕的家第二次分裂。国鋕亲身经历了刘家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又领略了矛盾、死亡、分裂的“衰败年月”。他,失去了优裕的生活;他,感到家不再是那么温暖幸福;他,开始看到了人间还有那么多的苦恼!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国鋕进入成都建国中学普九班读高中。这三年,是他一生转折的开始,成了他走上觉醒的年月。
 
    他进高中第一学期还未结束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事变吸引了他开始对时局的关心,对他的觉醒起了极大的作用,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进展,一九三七年初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活动日益活跃。“七、七”抗战爆发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读书会、演剧队等蓬勃发展,在大中学校尤为突出。国鋕读书的建国中学,是当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最活跃的学校之一。他听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演讲,参加了一些集会,看了很多书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点燃了国鋕的爱国热情,他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他参加了读书会。在那里,他读了他从未读过的书籍。为着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象着了魔似地读马列主义书籍,他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杜德的《世界政治》、《思想方法论》等,并将这些书介绍给在华西协中读书的他侄子去看。同时,他还读了《子夜》、《阿Q正传》等文学书籍。这一切,给他脑子里装进了许多新的东西,促进了他的觉醒,推动着他去认识、分析他的家庭和中国社会。他在给五姐的信中开始阐明了对他家庭的认识,他说:“这个‘家’是在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具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溃烂性的毒质”。“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旧社会的整个身躯都要死亡,寻不出有希望的肉(家),有希望的肉(家),只有在健康的身躯里”。他满腔热情地把希望寄托在新社会的产生上,他写道:“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没有对旧事物憎恨的热情,也就没有对新事物爱的热情。也就没有顽强奋斗的勇气。”他十分明确地认识到要新社会产生必须奋斗,必须改造自己,他用生物学上细菌、抗毒体的名词作为比喻,他说;“要新的产生就应当增加新的、健康的具有抗毒性的细胞。要旧的死亡,也只有增加抗毒体。我们要自救,我们不愿变成细菌,就只有把自己变成抗毒体。自救也就是救人。”“好多人不清楚地知道毒质的真面貌,以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把它从自己身体里排除,更不能变成抗毒体”。“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到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把原有的人性(同情、正义感、勇敢、努力…)发挥,同时增加抗毒的能力”。国鋕虽然试图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分析家庭和社会,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活动,但是,那时他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从理性、思想、主观意志等方面去认识、分析问题的成份较多,而对斗争的实际理解得太少;他渴求真理、愿意救国救民、希望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他还不懂得怎样才能救国救民、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他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还不能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发生了两件他终生难忘的憾事。
 
    第一件事:当时成都有成批的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救国纷纷奔赴延安,他所读书的建国中学有同学到延安去了,他也有机会去的。可是,当时国鋕自认为是有头脑、不带偏见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也不佩服,因而他说:“走旧路的老实人为了救国只有走进国民党的军队、学校;聪明勇敢的活动分子要救国就跑到陕北。”在他看来这都不能救中国,他说:“我在思考怎么才能救中国”。他试图自己探索一条道路而没有去延安。第二件事:当时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车耀先同志曾是十分有名、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国鋕虽然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但不理解在复杂的斗争中维护领导人威信的重要性、领导者的重要作用,还不懂得理论如何结合实际。他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能背诵其中的名言感到很了不起,特别是当他听说那时《资本论》还没有中文译本,而自己刚找到外文版阅读了,更是十分得意。他常为理论问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不免强词夺理。在公开的场合他竟说: “车耀先有什么了不起?他肯定不懂外文,没有啃过《资本论》,理论水平高不了”。由于他脱离实际、锋芒毕露,又不考虑影响,同他一个班的地下党员感到不易对他进行帮助。这样,他又失掉了接近党、受教育的机会。
 
    当他成为革命者以后,他不止一次地以他这段亲身经历启发、教育其他同志。他为自己的脱离实际、狂妄无知深感可笑;他为自己失掉接近党和到延安的机会而十分后悔;他为曾轻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颇为自责。当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迫切要求在党领导下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时候,他失去了宝贵时机;而当他成为共产党员又被迫失掉党的关系以后,为了找党经历了多么艰难的路程,为了不失去党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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