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水录入）

 

在解放区，你说民主县长，会一点不稀奇，因为那里都是民主县长，可是，在大后方，在这块黑暗污浊的土地上，会有“民主县长”，简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在云南，在这个曾经有个时候较为开明的地方，笔者确曾看到过一位民主县长熊从周。不幸，我现在知道，这位民主县长，在李公朴先生被害的后三天，闻一多先生被害的前一天（七月十四日），在他的任所（云南陆良县）被人阴谋毒死了！

 

他的死，表面上，据昆明的报载，是陆良官绅，炖食草乌，结果八人中毒，熊县长因中毒过重不治逝世，余均得救，奇怪的是，八人中毒，惟独他一人“不治”，此其一；第二，死后即入棺闭殓，无一亲人赶上一睹遗容，这充分证明他之中毒身死，其中必有卑劣的阴谋，其实他平日在当地倡导民主，种种言论设施，早为反动分子所痛恨，但以他在云南声望之高，反动分子实不敢公开给以打击，所以结果只有下此卑鄙毒手。而且此事与李闻案先后发生，蛛丝马迹，更不难看出，反动派铲除云南地方民主力量的整个有计划的暗杀行为了。

 

熊县长是云南玉溪人，当他被害时，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了，他在云南作了三十余年的县长，也是第一任的昆明市长，从政数十年，其廉洁爱民，两袖清风，在云南是有口皆碑的，平日起居饮食，虽然自奉甚薄，然而年逾古稀，精神身体，仍矍铄康健，不逊青年，性甚耿正，有操守，有气节，认识清楚，富正义感，爱憎强烈分明，对待恶劣分子，往往当面斥责痛骂，毫不留情；而对民主进步朋友，则敬佩无已，引为知交，因为他具备了中国士大夫的这些优良品格，所以当民主浪潮荡到了云南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的接受了它。

 

他历任云南各地县长数十年，在十年内战恐怖时代，他曾经做了很多保护进步青年的事情。在迤南，建水县长任内，他曾经掩护过几个被缉捕的进步青年逃走，在昆明市长任内，他参加过很多次激进学生的审问而主张释放了他们：“我随时给龙主席说”，他经常爱讲这几句话，“青年是国家的命脉，是伤害不得的，伤害了将来国家不得了，那个时候，龙主席就很听信我们的话。”抗战中间，国内民主运动日渐高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可歌可泣的消息也传来了大后方，这给老县长的生命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喜悦，他经常购读《群众》杂志，《新华日报》及其他民主书刊，最注意解放区和国内民主运动的消息，同时接近民主青年，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儿吸取新的知识，他越读得多，越了解新时代的事物，他的要求进步的愿望便越高涨。当他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时候，他简直兴奋得如获至宝，“人家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呀！中国不走新民主，联合政府这条路决办不好！唉！×××太落后了，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了嘛，还是抱着那一套法西斯封建思想不放。”每谈到中国的政治，他总要激烈地说这几句话。

 

当政协会圆满闭幕，五项协议公布的时候，老县长欢天喜地的说“这下子对哪！国民党嘛可算是找到一条路啰，国家也有办法啰，如果还要一党专政下去，那只有死路一条了。”这就是他对政协成功的看法。接着反动派的狐狸尾巴终于原形毕露，从沧白堂，校场口到全国各地一连串的特务暴行，和更大规模的东北内战，使老县长大大的失望了，他怨愤达于极点，每谈时局，必痛骂“×××的卑鄙手段简直比袁世凯还厉害，自己签定的双十协定破坏了，自己领导搞成的政协决议也撕毁了……”。内战，暴行，种种黑暗倒退的现象，使他变得暴躁了，往往小不如意，便会发怒，其忧心国事的激愤心情，可以概见。

 

他很向往解放区，很想到那边去观光一下，“开开眼界”（他的话），如果通不过封锁线，他企图“坐起小汽车冲过去”。竟有如此天真纯朴的想像。今年秋天他是决心辞掉职到华北解放区去，这可说是他垂暮之年最大的愿望。不幸，他竟没有实现他愿望的机会了。

 

在陆良任内，他最注重教育，水利，与宣传民主到农村去几件事，他认为陆良土地荒瘠，非兴修水利不足以言增加生产，富裕民生。地方上文化落后，人民愚昧，土劣横行，非办好教育，培养大批新干部，并让老百姓了解民主，不足以言建设地方，解除人民疾苦，故他亲兼县中校长，延揽民主分子前去办学。他每次出席学校纪念周和各种集会，无不谆谆以认识民主精神，加紧造就自己，将来为陆良地方上兴利除弊，打倒土劣贪污，造福人民等语勉励学生，他以七十高年，又经常骑着马下乡宣传民主，把人民世纪的福音带给老百姓，叫老百姓起来作主人，所以老百姓没有不爱戴他的。

 

在实际的政务方面，自然，根本的问题是关乎整个制度，他当然无能为力，不过，他总尽力的减轻人民负担和苦痛，他曾经创办食盐公卖，以赚项充作地方行政经费，免课人民。在他任内，土劣都销声敛迹，不复敢横行霸道，鱼肉人民。他深知各种阴弊，每下乡宣传民主，或督导政务，对于乡镇招待及馈赠礼物，一概谢绝，盖此种招待费用，转身即将加数倍摊派于人民，成为扰民的科杂，某次其夫人来陆良，第二天清晨老县长劝遣伊回去，以杜绝人家利用“内线”的可能流弊，有某乡长送他五十万元，结果钱被充公，人被投牢，然而老县长欲购置一架收音机，十万元尚难于付出！诸如此类的故事，实在不堪枚举。

 

所以，这样的县长，地方顽劣和一切反动分子焉得不痛恨他，他的声望太高，公开反对不了他，要反对他，便只有出于卑鄙的暗害手段，这就是这位民主县长致死的真实原因所在。

 

他确定地是被反动分子暗害了，可是，他不象李、闻二先生那样名驰中外，所以，这件暗害案没有被广泛注意。但是，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云南人民和全中国的民主人士会是为他这位民主县长复仇的。

 

（原文刊载于《新华日报》1946年9月2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