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牢从楼上六室搬到平房后，牢门上了锁，同男犯人一样也只有“放风”时才能走出牢房了。当女犯发现藤藤菜汤里还有揩大便的草纸后，同其他牢房联合向所方提出要求把菜弄干净一点，所方说伙房人少忙不过来，女犯提议主动承担择菜的杂活。所方认为女人择菜是正理，不会有太大问题，于是女犯赢得了在女牢房外的台阶上择菜的美差。

 

    在台阶上择菜虽然不许下台阶到院坝里，但比在牢房里要强些，因为无论如何看得见蓝天，呼吸得到院坝吹来的空气；还同男犯人增加了接触的机会，因为男犯“放风”时要到院坝必须路过这里。择菜时女犯们的说说笑笑使渣滓洞增添了生气，男牢房的男犯眼睛几乎就没有离开这些女难友，他们羡慕地望着女犯们享受的那点自由，他们欣悦地倾听着女犯们的阵阵嘻笑，他们期待着女犯们又能传给他们一点新的消息！

   

    左绍英生产时，由于同所方反复交涉，争取到了在放风时间由狱卒押着去渣滓洞门外的水沟洗屎、尿衣物。女牢一放风，洗衣物的人就跟随值日兵到水沟去，当时洗屎片常常并没有肥皂，要洗干净是颇费劲的。洗的东西一次不可能太多，太多了放风那一点时间洗不完，但太少也不行，因为大人婴儿一天的脏东西够多了，何况所方虽然允诺了可以去洗却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去洗的。一个士兵一句话“今天不去”就会使一天的等待泡汤，这全看值日官兵的情绪和他们是否接到上峰的什么指示而定。在监狱，由于缺乏必需的食物和营养，人们的体质一天天下降，加上每天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洗点屎尿这种杂活本不繁重，但当时又要动作快些才洗得出来、女犯们还是相当吃力的，可女犯们都十分自愿、主动地去干，在渣滓洞几百犯人看来干这活好像是上天堂那样幸福，特别是男犯人简直是有些嫉妒了。的确，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无法懂得自由的可贵。

   

    有一次当我洗完衣物返回牢房还没有进渣滓洞大门，刚从水沟边的土坡下来往右拐时，我看见了在渣滓洞下边的煤窑，煤窑内一个个赤条条的男人推着车，只有头上戴着一个圈，圈上有一盏油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煤窑、这样赤身裸体的男人。当时押着我的士兵实际上不在我后边而已经走在我前面，并没有发现我看见了什么，我弯下腰装作是洗好的衣物掉下来了，呆呆地望着那几个男人，我在想：这些赤身裸体的煤花子准是穷人，要越狱这是个好去处……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当我们被押出狱去洗点衣物时，有什么可能去接触煤花子呢？这失望的情绪把走出狱门的兴奋扫光了。

  

    

    女牢生活中经常的，已经形成定规的是做针线和学习两大活动。

 

    开始女牢并没有针线，只是在迫不得已要钉个扣子、补块疤时向值日官兵借用一下，用过就归还了。以后由于左绍英生孩子要缝婴儿的衣裤就合法地储存了针线，剪刀仍是借用。渣滓洞的值日官兵除了所长李磊和管理组长徐贵林有老婆住在附近外，其余的全没有家属。一般的值日兵多是下士，收入也不丰厚，而且出身还大都不是剥削阶级，这些人对女犯态度还算和气，上方不逼他们干什么时也能随和通融一点，他们先是要女犯给他们缝补点衣物，以后为了省钱他们又要女犯替他们衲袜底、上袜子，这是颇费功夫的，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只知穿尼龙袜、丝袜，已经不晓得穿线袜破得之快、补袜子之麻烦，更没见过新袜子如何上袜底了。一个值日兵做了，另一个也就跟着来了，找女犯做活不给钱当然划算。有一个值日兵平日就不太给方便，来找我们做活时态度还有点傲慢。我们想不给他做吧，太刺激他，不必要，于是就采取了拖延战术，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他做好。他们找女犯做活也不是合法的，当然不好催我们，最后他找了个同女犯关系较好的士兵帮忙疏通，从此对女犯的态度就好些了。

   

    不要小看做这点针线活，它可起了不小的作用：女牢从此储备了针、线和多余的布头，它既可自己派用场还可为男难友服务。女牢在为婴儿做棉衣裤时把发的囚服中的棉花扯不少，加上棉衣是发的旧军服又臭又硬，于是女犯们把棉衣大都拆洗翻“新”了，穿上比较软和。当然女牢也设法为男犯作了点棉背心。女犯太少，男犯太多，因此，男犯的棉衣翻洗的人数不多，只能作点棉背心。

    

    从替值日兵做针线活后，女犯同他们的交往也多了，做的活花样也增加了，从上袜底发展到打毛线了，当然这花的功夫和时间也就多得多，但我们已经把这些活当作争取点用品和对敌特们工作的一个手段而一概承担下来。到后来女犯在女牢做针线、打毛线之类的活已成为公开合法无人干涉的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招来了李磊和徐贵林，他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是亲自登门求女犯帮忙。李磊是偕同夫人一块到女牢来的。他们的夫人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无法调查，但的确是不能干，至少是不会打毛线、绣花的。他们成双成对到女牢来，客客气气地说：“请你们做这个，也不让你们白做，给你们点报酬。”女牢从做针线活之后有了那么一点松动，解决了点需用的草纸，还用择菜剥下的杆、皮之类作泡菜，吃饭时每人分一调羹盐水下饭，也为男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甚至还替男犯买过烟丝等。这件事本来毫无错误可言，可十年动乱时，居然批判我说女犯“为敌特服务”，这是“变节”、“投降”，我实在无法忍耐，我问：“工人替资本家干活是不是变节、投降？”

   

    做针线活中最能干的是李青林、张静芳。坐牢以前我是什么也不会的，张静芳教会了我和许多女犯缝缝补补，特别是新袜子剪开，做袜船子、衲袜底、上袜底这一套活。李青林更是全才，特别使我难忘。

 

   她在万县被捕时就被敌人用坐老虎凳的刑罚折断了腿，这种刑罚对女人是很少使用的。她坚强地顶住了毒刑，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这以后她走路一瘸一拐十分不便，难友们总想要对她照顾些，但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宁愿自己忍受诸多不便不愿给难友们增添一点负担，有时弄得难友们无法只好由她去了，但难友们都很尊敬她。当做针线活的时候难友们才发现李青林不只是个坚强的同志，而且是个十分细致，对人十分体贴而又多才多艺的女人。女牢的活从上袜底到织毛衣再升级到绣花了，这可是大家未曾预料的。开始徐贵林的老婆到女牢求女犯给她绣一对枕头，女牢会绣花的人较少，谁也没有答应。是李青林，她认为不应放过这个机会，她出面承担了这件事，难友们认为绣花费眼、费神、费时间，而且她的身体又不好，但她坚持要做。她的手工活真不简单，各种花她不但会绣还能画样子、设计。

   

    绣花的活不多，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我学不了，因此想多干点粗活、重活就行了，根本没有想过要学绣花。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的一个枕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棵挺拔的松树，盼他象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挑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挑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挑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解放后我不止一次地要罗广斌（他与国鋕同牢生活过）回忆国鋕是否有这样一个枕头。罗广斌能清楚地说出我出狱后送进白公馆的东西，记得那上面全是我写的刘国鋕名字的笔迹，并说他们已经知道我已出狱，所以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但罗广斌说他怎么也想不起他见到过刘国鋕的这一个枕头。谁知我用心血绣的枕头传到了哪里？我是那样遗憾！

  

   

    除了做针线外，女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女牢的学习情况可能是渣滓洞坚持得最好的，学习的科目多，持续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几近百分之百，特别是政治学习还是有计划、有领导的。

   

    渣滓洞有一段时间能借阅书籍，女犯们各自借自己喜爱的书籍阅读。有人认为该学点古文、历史，更多的人爱看小说（如我对《红楼梦》相当熟悉就是在渣滓洞看的）。后来有的难友原有文化水平较低，就建议找个教师讲一讲，于是学习进入了有组织的学习阶段。记得讲得较久，听的人也较多的是李惠明讲《古文观止》。她温文尔雅，态度和气，讲解不厌其烦，谁都可以及时提出问题。她讲课从字义到历史故事，她的知识面也比较宽，讲得生动而不枯燥，讲到高兴处大家还同她开玩笑，她也不生气，还是笑一笑。大家很喜欢她。给她取个诨名叫她“公主”。她什么时候都不发脾气，也不着急。女犯在她的帮助下文化水平颇有提高。

   

    古文学习给了难友的启发，学过英文的难友有两三个人认为不能把英文丢了，还应坚持学习，于是就商量请胡其芬作教师，胡其芬身体不好，加上又没有适合的教材，英文学习的方式就不是天天上课，而是定期写作文由胡其芬在批改中讲解。胡其芬本是教过英文的，她改作业又十分认真，记得她在改我的作文时发现我几乎每次作文都用了“March on!”她很奇怪，问我为什么老用“March on”，我说：“这是我的感情所至，要表明这种前进心情，但我英文太差，没有用不同字来表达，只得每次用这个March on！”她笑了：“你是有点激昂慷慨的味道，但不一定每次都用March on 啊!”我解放后几十年没有摸过英文，可英文还有许多字记得十分清楚，稍微查一下有的生字，看简单的文章连猜带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这真该归功于胡其芬对我的帮助，可惜我未能保存一篇她为我批改的作文！

   

    女牢还有一种学习是比较秘密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可以叫政治学习、理论学习。开始学习是讨论狱中的现实问题，如究竟应该如何对付敌人的审问？如何帮助有缺点的难友……这种讨论开始也是自发的，是有同志感到在生活中有问题需要解决而有意提出来的。有一次的讨论我印象很深，大致情况还记得清楚：

   

    问：××是有些软弱，但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是否应该不同？是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都应做出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的样子？

   

    一人答：暴露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的当然不一样，有个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临牺牲时也没有表现慷慨就义的气概，记得当时有同志说反正都要牺牲了，无论如何也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对，可我们的领导批评了这种说法。我记得他反问我们：“如果敌人是假枪毙呢？你岂不就暴露了？还有同你要好的、联系密切的人岂不会因为你的暴露而受到牵连甚至被捕吗？”

   

    又一人答：××的软弱是她说了不应该说的，而不是她没有昂首挺胸！

   

    问：说了死了的人也不对吗？反正人已经死了。

   

    一人答：也不是说不能往死人身上推。如果死了的人是暴露了身份的，你说了死人以为没有关系，可就容易暴露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暴露了身份，为掩护自己和其他同志，往死人身上推当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如果死人没有暴露身份，你自己暴露了而往他身上推，就有牵连到死者的亲属朋友的危险了。

   

    另一人答：敌人审问时你自己必须注意他的目的、他掌握了你多少情况。最好的对付敌人的办法不是一句一个不知道，而是他从你嘴里得不到一点东西还要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一人答：××可能是有点软弱，可她才十八岁，还不是党员，我们应该热情帮助她，她还是有许多可贵的地方：热情、正直……不要说她这样的年龄，比她大的，有一定经验的共产党员在被捕后也不是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那么恰当的，谁都不是生来就是成熟的革命者。

   

    这次的讨论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指导了我、帮助了我去处理问题。像这种性质的讨论不止一次。在这基础上，发展成了政治学习、时事学习、党的知识的学习。

   

    女牢的政治学习开始是三三两两一块讨论，以后牢里基本上分为三个组，三个组的主持人是江竹筠、黄玉清和我。我们三人拟定学习计划、讨论内容等，李青林、胡其芬当参谋。实际许多事都是大家商量，我们三人主要是作具体安排，最麻烦的是没有书，我们三人先把自己记忆的东西一块凑出来，用竹签蘸红药水或墨写在草纸上（当然以江竹筠为主，她记得又多又准），写好后给李青林、胡其芬、张静芳等较老、文化也较高的难友看后提出补充，然后我们又重抄一遍。三个组不是同时学习，一个组学习，一个组站岗放哨，一个组做牢里该做的事。学习的较久，有些内容反复学习过的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地下斗争的时期，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最小的限度，党组织交代任务，同志之间接头，凡是能用脑子记忆的都要求不用纸笔记，有的反复背诵达数十遍，因此我们都有记忆的特殊本领。这样训练在狱中的学习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我真佩服老同志们。她们对学习的文件几乎全能背诵出来，有的是意思一致的，有的连句子都一样。

   

    《新民主主义论》学的时间最久，也学得最仔细。老同志的本事在学这篇文章时表现最突出，她们硬是背得烂熟、而且理解得相当好，我入狱前没有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出狱后，1949年11月在西康荥经民盟办的妇女班里居然去讲《新民主主义论》。因为当时刚出狱记忆十分清楚，我看到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在狱中凭记忆写出来的章节的标题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地方次序番号颠倒。

   

    学习的确使女犯们大大提高，这不仅是在理论知识方面，而且使女牢的气氛更好了，女犯之间更了解，更团结，在这个基础上女牢的组织也实际上建立起来。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