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8年4月被捕押到渣滓洞，1949年8月出狱，在渣滓洞女牢囚禁了一年零四个月。

   

    一年零四个月，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只能算比较短暂的时间。在我生活的道路上，有无数个一年零四个月，似乎被忘得干干净净。可在渣滓洞女牢的这一年零四个月，我却从来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这一年零四个月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带给我政治上、生活上许多灾难，却也帮助了我在坎坷的一生中前进。

   

    监狱是座大熔炉，一切懦夫、胆小鬼、投机分子……终将在熔炉里被烧成灰烬、化为残渣，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一切善良、正直、先进的人们却会在熔炉里锻炼成长，在那里哪怕是短时间形成的品格、气质常常会在他们的一生中闪光。监狱是个大学校，在那里极端残酷的斗争逼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熬煎，把他们锻炼得坚强异常；在那里复杂的斗争迫使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地分析和处理各种意外事件，把他们培养得聪慧灵巧；在特殊条件下培育了他们的特殊才能，使他们显得不同寻常。

   

    三十七年过去了。当年在渣滓洞女牢共度艰难的、为数已不多的几个难友，几十年来曾无数次地建议、催促和提供宝贵的材料要我写点渣滓洞女牢的情况。她们认为《红岩》小说出版以后，发生了不止一、两次把小说的描写当成真实事实加以宣传的事，它虽然起着教育、启迪人的作用，但把小说和历史的真实区别开来；保存历史的真实，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吸取有益的教益，用真实的人和事去激励后代，这是小说不能代替、也不应用小说来代替的。更何况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把渣滓洞女牢作过一点介绍。小说《红岩》对女牢的江竹筠的形象作了可贵的塑造，但对女牢毕竟还是着笔较少，因此无论从哪方面都应该写一点渣滓洞女牢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责任，是了解它的人的历史职责。

  

   

    抗日战争时期，渣滓洞监狱就关过不少政治犯，叶挺将军就曾囚禁在这里。抗日战争胜利后，渣滓洞原来关的犯人全部转移了，1947年6月1日大逮捕时被捕的人中绝大多数陆续释放，但各地均有一些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要犯的人没有释放，在重庆就有三，四十人。他们被押到渣滓洞囚禁，成为渣滓洞最早的一批囚犯。以后从成都，雅安和其他地方陆续又押来一些人关在渣滓洞。这批囚徒中没有一个妇女，当然也就没有女牢。

   

    渣滓洞有女牢是从关进女犯开始，那已是1948年3、4月的时候了。

   

    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3、4月关到渣滓洞来的。她是干什么的，是否共产党员以及为什么被捕等情况，都不大清楚，只知她是在广元被捕后押到重庆来的，当时已身怀有孕。可能因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又是个孕妇，她在渣滓洞没有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也是渣滓洞女犯成倍增长的时间。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牛筱吾、皮晓云、倪俊英、胡其芬、李惠明、我和熊咏辉等七个女犯都被押到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连周香泉一共是八个女犯。

   

    5、6月间，周香泉出狱。张秀蓉这个大肚子又押进女牢，不几天张秀贞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就把女牢搬到了进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也就是现在展览的女牢所在地。

    

    “乔迁”了的女牢迎来了新的伙伴。1948年6月20日，从万县押来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四人来到女牢。一小时后李玉钿也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女牢不断添人进口，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关进女牢。郭德娴同她两个孩子也曾押到渣滓洞关过几天，但很快转移了。1949年9月，我出狱之后，还有荣增明也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从1948年3、4月到解放时，女牢共囚禁过三十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所以女牢经常囚的也就是二十人左右。

  

    

    十分奇怪的是，无论是渣滓洞院内值日的官兵还是担任渣滓洞周围警戒的大兵，巡逻的哨兵，都没有一个是女人。这不能不说是敌特的一个疏忽。可按理说，渣滓洞井非一般性的、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土牢。而是有相当规模的、由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领导的、有严密纪律和严格制度的、而今已是举世闻名的集中营。它不应该、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疏忽。对此，只有生长在我们这样的封建统治长达数千年的国度、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文明”大国的人才会真正理解。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把女人当人！

   

    女犯住在楼上第六室时，因为其他房间空着（只有五室关着一个男犯许建业）看守官兵开始时对大肚子周香泉毫不在意让她住在那里也没有上锁，他们谅她一个女人，而且是大肚子出不了什么事。以后关进了几个十来岁的姑娘，特务认为这些姑娘实在干不出什么来，照例没有锁门。女人爱干净，要求把尿罐、晾的裤衩放在隔壁空着的七室也被允诺。到胡其芬、李惠明和我三人于1948年4月20日进女牢时，女牢的门还是没有上锁，尿罐、晾的衣裤及杂物仍放在隔壁七室。所方规定除“放风”外，女犯不准下楼，不得在楼上随便走动，如要到隔壁七室去必须报告后得到值日的许可才能行动。女人的态度温和事情又多，女牢里一会喊报告要小便，一会又说要大便；一会儿报告要晾衣服，一会儿又要收裤衩；一会儿这个报告，一会儿那个报告……这报告之声几乎不断。这样的情况下，匪特既然认为女人终归是女人，这几个女犯实在无足轻重，如把女牢上了锁他们就势必要上楼来开门、关门。这既麻烦而又不便监视楼下八间男牢房，因此他们干脆不给女牢上锁。

    

     开始女牢喊报告时，守在院内的值日官兵还煞有介事地答应一声“去”，后来女犯在喊报告时，已脚出牢房，值日官兵听到报告声时实际看也不看，只挥一下手表示“去”了，再到后来，女牢的报告声已经没有，女犯在楼上六室、七室或大一点幅度之间走动，也没有人过问而成为“合法”了。

 

    就这样，女犯因为不受人重视反而得到更多一点的“自由”。

 

    女牢搬到平房后，江竹筠、李青林等刚到渣滓洞时，女牢曾经有那么几天笼罩着紧张的气氛。牢门也同男牢一样上了锁，只有“放风”的时候才开牢门了。值日官兵对女犯脸也绷起，眼也不多看一下，他们好象怕传染上瘟疫一样警惕着女犯。可时间一久，女犯们似乎并没有什么作为，整天就是借根针，要点线或者三番五次要借剪刀用一下，在敌特们看来这些女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心计，好象“没头脑”。他们也松弛下来。加上值日官兵在渣滓洞没有亲属家眷，有时就求女犯给他们缝补一下衣服，特别有两个下士，因为要女犯干活不花钱，就开始找女犯给做袜底、上袜子……这样你来我往，紧张的气氛慢慢冲淡了，女犯因为给下士干了活，要找他们行点方便也就好说了。实际上，在敌特的心目中，这些女人是否真会是共产党他们也是怀疑的。

   

    渣滓洞女牢发生过一件事，它能表明女犯在敌特眼中的地位。

   

    渣滓洞最高首领、看守所长李磊有一天来到女牢，他文质彬彬、面带微笑、神态端庄、故作优雅。他进了女牢房后，同这个女犯寒暄两句，又向另一女犯询问几句，表现出对女犯的关怀。女犯们心中嘀咕着：“这家伙今天不知又要耍什么花样？搞点啥名堂”。下边是对话的大意：

   

    李磊说：“我是最了解女人，也最同情女人的”。然后他向着罗娟华、左绍英说：“像你们，整天在屋里做家务，哪里知道男人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可如今要你们为他坐牢，真不值呀！”

    

    罗娟华：“就是呀！我那男人经常不回家，他在外边犯了啥子法我咋个晓得呀！把我抓起来也真叫活天冤枉，我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要我都晓得了时，你们也早把他抓到了。”

    

    左绍英：“真是，抓不到男的尽抓些女的干啥？”

    

    李磊问张静芳：“不过，做女的还是该劝劝你们的男人，他们好了你们也出去了，男人还是听女人的话的。”

    

    张静芳：“哪有男的听女的？妇道人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嘛！这是古训。”

    

    李磊向着曾紫霞：“俗话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你一片真心还在这坐牢，刘国鋕已出狱了，我亲眼看见他在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公子少爷有钱有势的哪个不是三房四妾呵？自古道：红颜薄命，红颜能有几时？你还不想法出去，都成了老太婆了，难道他还在外边等你？”

    

    曾紫霞：“既然刘国鋕都放了，为什么还把我关起不放？”

    

    李磊：“我还是很关心你们的，这不是关心你吗？”

    

    有几个女犯——陈继贤、黄玉清等在稍远的地方嘀咕：

    

    “肯定是造谣！”

    

    “专会无是生非！”

    

    “还会装慈悲！”

    

    李磊对她们的话没有听太清楚，可他嗅出了味道，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有的女犯觉得让李磊听见陈继贤她们的话也不必要，就高声插话“所长关心就把我们放了嘛！”

    

    李磊：“那就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了！”

    

    众女犯：“我们不是都挺不错吗？”

    

    李磊：“我看还是要检点一些、自爱一点！”

    

    众女犯：“哎呀！所长，我们怎么不检点、不自爱了！”

    

    李磊：“你们一起吼什么？”

    

    众犯：“我们没有吼呀！不过是问你我们有啥不对了！”

    

    李磊：“女人就是不能太赏脸！”

    

    女犯七嘴八舌：

    

    “所长，你的话说过头了！”

    

    “所长，你不是常说要讲理、不要骂人吗！”

    

    “所长，这种话可不象你说的！”

    

     李磊被女犯你一言她一语弄得怒火快爆发了，被几个女人围着冷嘲热讽这成何体统？他脸色已经发青，可他又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还必须维持“君子”风度，于是他迸发出比平时高八度的嗓音：“男不与女斗！……好男不与女斗！”边喊边跨出女牢牢门。

   

    “男不与女斗”是李磊把女人看得比男人低下的真实反映，当他喊出“男不与女斗”走出女牢时，他似乎是胜利者了！

    

    “男不与女斗”成为名言在渣滓洞传开了。当女牢里调皮的女犯学着李磊的腔调、模仿着李磊的姿态还没有喊出“男不与女斗”的名言时，女犯已是有的捂着肚子、有的笑出眼泪了。女牢迸发出的阵阵大笑吸引了男犯，男牢风门口有人伸出头望着女牢问：“什么事？”这一问又使女牢再来一次大笑！男犯也想笑一笑啊！“快传点消息来吧！”

  

    

    在监狱，不用说那些在受刑之后肉体伤残和受到疾病侵袭的犯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照护，就是正常情况下生活也颇为艰难。人们常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日子过得艰难，那么监狱的生活用度时如年来比喻也许不算太过份。

 

    说一下吃吧！人们已经起床很久、很久，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老高的时候，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可渣滓洞里送早饭的(准确些是上午饭)还没有进到院子里来，每间牢房门口都有人在探望、守候，无数双眼睛眼巴巴地望着进院坝的小门那边，看着有没有人挑着饭桶进门的影子。无数双耳朵尖起在听小门那边是否响起了开门的吱呀声音。一小时，两小时地、一分钟、一分钟地捱！没有坐过牢的人怎能领受那饥饿使人头昏眼花、心头发慌、四肢无力、阵阵虚汗的味道?！“饿牢”二字有多么丰富的内涵！虽然送来的饭菜是那样地粗劣，几乎同猪狗之食一般，可饿牢的人顾不得挑选，就这样的饭还不能吃饱呵，只能比不吃强点。

   

    再说一下拉吧！每间牢房大都住了一、二十个犯人，但每间牢房只有一个土陶尿罐，无论彼此如何克制，那尿罐很快就会装满，人人都想方设法捱到放风时出牢房去大便，牺牲个人的呼吸新鲜空气时间，换来牢房空气清新一点，赢得难友们的笑脸。可水火不留情，常常是不到放风时间憋着屎尿真难堪！人们只见第一间牢房尚未收风，第二间牢房门口早守候着人了，有的在搓手，有的在跺脚、焦燥不安，只要第二间牢房门一开，几个人便会几乎是同时挤出门，跑步的直奔厕所。监狱里平时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单调、缓慢，只有此刻才给人有点紧迫之感。这拉屎拉尿本是人活着的极简单、平常的事，谁会想到它在监狱生活中也成了一大艰难。

   

    监狱生活的艰难对男女犯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女人显然是女人，她就有不同于男人之处，这不同在监狱竟给她们带来更多的艰难。

   

    一件极简单的事却使女犯犯难。正常的、成年女子每月有一次月经，这简直说不上什么艰难，可在渣滓洞女牢它对每个女犯的生活竟成为一大烦难。渣滓洞曾有过小卖部，那是女犯的“黄金时代”，那时无论有钱还是无钱的女犯，月经来时都能有草纸可用，有钱的女犯从来没有让无钱的难友为草纸犯难。可好景不长，小卖部寿命短暂，十八、九个女人长期需用的草纸毫无来源了！一个月十八、九个人要用多少草纸呵！这到哪里去找？拖一个月算一个月，这五花八门的代用品真是又脏又可怜，有破纸、破布也好哇！可在监狱坐牢又到哪儿去拾破烂？

  

   

    还必须说的是女人生产的艰难。不知是老天故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不难想象要在监狱生儿育女的艰难；能否顺利生产？产后大人、婴儿是否活得下来？产妇身体能否复原、婴儿能否有吃的奶……渣滓洞女牢呵！十八九个女犯在半年之内承担了两个女犯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左绍英是1948年9月被押到渣滓洞的，来时已是快临产的了。许多人知道即将出生的孩子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作了各种准备加上左绍英生过两个孩子本身有经验，在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的精心照料下，应该说十分顺利地生下了孩子。因为是个女孩，小说《红岩》给她取了个“监狱之花”的美名，其实她的真名叫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就象征革命，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中国先进的人们熟悉、热爱，如对江竹筠，难友称她是丹娘，有人加上中国二字叫中国的丹娘。左绍英还没有生产时，大家就看定生下男孩叫舒拉、生下女孩叫卓娅。

   

    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曾陷入紧张的局面，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焦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使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顿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自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凝视着左绍英，左绍英的泪滴进碗里。

   

    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在渣滓洞女牢出生的孩子和她的母亲彭灿碧。彭灿碧是在1949年女牢牢门封闭、同男牢隔绝后生产的，因而知道情况的人较少。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生产却一开始就把女牢拖进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彭灿碧是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可能难产！

   

    人们一再向所方交涉把彭灿碧送出牢生产，求情、威吓、利诱……什么法子都用尽，不知这次看守所为什么软硬不吃，不予理睬。眼看就要临产，女牢简直是手忙脚乱，人人心慌意乱，这人命关天呵，如何保障母子平安？女犯们又去和所方请求，已经是哀求了，无论如何要把彭灿碧送去医院，生了就回来！可还是不行！敌人哪会管你的死活，哪里管你什么大人、小孩！？十几个女犯没有一个那夜合了一下眼。她们只有哭泣，守在彭灿碧身边的难友哭的声音小一点；守在床边不敢入睡的也在哭泣；那一时还分不着任务，已经进了被窝的哭声比谁都大、哭得比谁都伤心。彭灿碧在痛苦中艰难挣扎，她已经顾不上哭泣，她已经不是在伤心！

   

    这一夜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也不能忘记。谁要说到渣滓洞的哭声，甚至谁要说女人爱哭，我就会想到渣滓洞女牢这一夜的折腾，我就好象听到了难友们的哭声。

   

    十年动乱时，因为我曾在渣滓洞坐牢，“理所当然”也被揪出来当成了专政对象，硬要我承认有“变节行为”。怎样才算变节呢？一次在斗争我时，有人说徐远举写的材料中说他早知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向他哭着要他放我，他就把我释放了。这材料我们暂不去辨别真伪，问题是当材料抛出后，斗争会上居然掀起了批判高潮：“共产党员向敌人哭泣就是没有气节！”“徐远举就是因为你哭了，你没有气节才释放你的！”，没有办法说明白。我想起了在渣滓洞那一夜难友们的哭和女犯的恨，我被激怒了，冷笑着说：“哼！如此说来，敌人的心肠是很软的了，徐远举明知我是共产党员，经我一哭就释放了我，真是这样，渣滓洞几百犯人早该嚎啕大哭一场，岂不全都出狱不会牺牲了！哭有那么大的作用？女牢那么多人痛哭失声徐远举为什么不放呢？”

   

    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的庇护，彭灿碧居然把孩子生下来了，母子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又是一个女孩，给她取名叫苏菲娅。女牢鉴于左绍英产后缺奶婴儿曾濒临危境，在彭灿碧生产后，就千方百计去争取改善彭灿碧的营养。所方同意了代买鸡蛋和糖，并由女犯到特工厨房为产妇煮蛋，这是巨大的胜利！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