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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是在马识途同志的引导下参加革命活动的。马识途原名马千禾，四川忠县人，以“职业学生”的身份入西南联大读书，是比鋕叔低一年级的中文系学生，因为是四川同乡，他和鋕叔在西南联大时就很熟悉。根据马识途在《公子·革命者·作家》一文中的记载，罗广斌家和他家既是四川忠县同乡，又是至交，有通家之好。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八军军长，是靠反共起家的。马识途的政治面目，罗家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不怕罗广斌被“赤化”，是因为小罗去昆明的意图非常坚决，而且留在家里可能在母亲的溺爱下成为公子哥儿而不可救药，去昆明让马识途管教还有一线希望。这一情况跟当年我家八爸、八妈把顽皮的以焕交给去陆良办学的鋕叔管教很相似。
1947年“六·一”大逮捕之后，我从成都回重庆，鋕叔安排我去民建中学教书，民建跟育才、亚洲两个学校一样，都是党在国统区建立的据点，地点在南岸磐溪。鋕叔向我详细介绍了民建的性质和情况，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精神上当然是舒畅的，但物质生活却相当艰苦，学校由于经费困难，只供食宿，不发工资。罗广斌和我同住一间寝室。罗广斌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现在有些人瞧不起民建中学，将来总有一天你会以在民建工作过为荣！”可见，小罗当时虽然年轻，但是他的确是个理想和信仰十分坚定、对胜利充满信心的革命者。在民建时他教化学，由于他知识面广，讲课生动，深受学生欢迎。罗广斌多才多艺，既会唱歌又会演戏，他和同事也是地下党员的李累他们几个人只花了3天时间就把多幕剧《万世师表》搬上了舞台，真是了不起。小罗告诉我，他读初中时制作的飞机模型得到冠军，还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授奖呢。他在联大附中读书时，跟闻一多学过刻印，我有一方笔名石印“柳一株”就是他帮我刻的，我珍藏至今。可惜“株”字多刻了一横，落款“罗文进”，时间“1947年12月9日”。
那时候他负责印刷地下刊物《反攻》，同时又协助发行地下报纸《挺进报》。我记得他经常熬夜，早晨很晚才起床，有时提口大皮箱往市内送印刷品。有一次，曹开对《反攻》的印刷质量大表不满，直言不讳地说，这简直是浪费！小罗大不以为然，竭力为之辩解。后来我看到小罗把刻有“反攻”二字的半块砚台砸碎了扔到茅坑里。小罗是在鋕叔的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的，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小罗印发《反攻》一事鋕叔似乎不知道，记得有一次他翻看了一会儿《反攻》之后说：“看来这里面有正规军”（意即是地下党主办的）。
罗广斌还是我参加“六一社”的介绍人。小罗告诉我说，这是鋕叔叫他发展我的。后来我向鋕叔谈起此事，他对此大为不满，极其严肃地批评道：“为什么要提到我？根本就不该提到我！”显然小罗是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1948年春，由于一位与罗广斌有联系的同志被捕，小罗紧急疏散去秀山时，他的未婚妻（小学教师）正要从家乡忠县来到重庆，但是小罗必须马上转移，一天也不能等。当时鋕叔严肃地提出，今后罗广斌的所有信件都必须由他收转，这是组织纪律。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把身上所有的不多的一点钱全部给了罗广斌，还有一件刚下过一次水的新衬衣也送给了小罗。罗广斌托一个姓谭的同事帮助他的未婚妻学习，托我帮他的未婚妻交伙食费。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特务在何公馆没抓到鋕叔，到处抓我，我只好离开民建中学。同他断绝了联系。张文江在何公馆被捕后，我同“六一”总社的联系也断了，我又一次成为散兵游勇。
有一天小罗突然来找我，说他刚从秀山回来，我和屈义莲两人在一家小饭馆里请他吃饭。他问我有关“六一社”的情况，我告诉他，张文江被捕后关系已断。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正连载李忠良被捕后所写的出卖组织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六一社”如何建立小组，如何进行活动等等。小罗一面看报纸一面笑着说，“他交代得一点都不错，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小罗谭某已将他的未婚妻据为己有，小罗坦然地说：“只要他负责就行！”。过了不久我在汽车站偶然碰到民建中学的同事林筱卿，她悄悄告诉我，小罗得了“伤寒”，已用飞机从成都运回重庆，我才知道小罗被捕了。罗广斌被捕之后，据说罗广文去找了朱绍良，朱下手令叫徐远举放人。徐认为罗属于要犯之列，没有释放，但是对他比较客气，没有用刑，也不打算置他于死地。因为蒋介石还要依靠罗广文的十几万军队稳住四川的阵脚。徐远举的下一步棋是打算撤退时把罗广斌弄到台湾去。
从狱中脱险后，罗广斌参加了烈士评审委员会的工作，小罗口才好，当时他到各机关、学校、工厂到处作报告，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种种残暴和罪行、宣传烈士们在狱中的英勇斗争和从容就义的事迹，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1950年，罗广斌和刘德彬、杨益言合写了回忆文章《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1959年，他们又合作出版了《在烈火中永生》。1962年，罗广斌和杨益言合作，在《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
《红岩》这部小说，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江姐、成岗、许云峰等几个人物塑造得比较丰满。但是以刘国鋕为原型的刘思扬这个人物，却没有写好，既低于原型的思想水平，又缺少这一类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鋕叔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西南联大在当年就是中国的牛津、哈佛，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和栋梁之才，鋕叔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锲而不舍地钻研理论，凡事都往往提高到理论高度上来认识，对于自己的理论修养自信到了自负的程度，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都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这就是刘国鋕这类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
《红岩》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单位和部门都为此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我同“刘思扬”的关系，我同罗广斌的关系，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也不愿吹嘘，因此，这些活动我都没有参加。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大伙儿才知道我是“刘思扬”的侄儿、罗广斌的战友。此后就不断有工人和学生来要我讲有关《红岩》的一些情况。那时候《红岩》这本书很不好买，我虽然嗜书如命，经常跑书店，也始终没有买到。不得已只好给罗广斌写了封信，向他索要一本。罗广斌大概是太忙没有写回信，只寄来一本《红岩》，书上也没落上下款，寄书的封套上的字也不是他的笔迹，可能是他爱人写的。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我再也没有给他去过信，只从其他战友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已调到文联，成为专业作家。
何北衡解放前夕去了香港，1950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参事。1955年国錤五叔也举家自香港迁回北京。1957年初，有关部门一再动员何老先生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何北衡就提出希望共产党尊重人才。他说,：“牛溲马勃尚且有用，何况乎人？”他所提的这条意见还上了《人民日报》。可是没过多久，就凭这一条“反党罪状”他被打成右派，国錤五叔受其影响，一直也没有被安排工作。五叔一家一直住在何北衡家里，1966年红卫兵大抄家，何北衡这样的人士自然首当其冲。当红卫兵翻查旧照片时，发现了当年为鋕叔开追悼会的一些照片，当得知刘国錤是“刘思扬”的胞兄后，对他们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抄家没收的十几口皮箱都只是贴上了封条，没有拉走。国錤五叔说，天气冷了，希望从箱子里拿件大衣出来，红卫兵也同意了，由此可见《红岩》这部小说在青年人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何刘两家被抄走的银行存折和金银珠宝，却最终只退还了一部分，损失惨重。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罗广斌以一部《红岩》而闻名全国。他的一言一行都影响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文革期间，“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凡是坐过牢的，都会被打成“叛徒”，罗广斌即便起来造反了也未能幸免。罗广斌之死是自杀乎？他杀乎？据说至今也没有查个水落石出。自杀也好，他杀也好，反正他是被迫害致死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就决不会死得这么早，死得这么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