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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被打，就在哪里再宣传 ——忆抗暴运动的严酷斗争 相关 | 时间：2009/9/7 16:55:49 作者：谢立璟 来源：华龙网两江论坛 点击：526

1947年1月6日，针对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全重庆市50多所大中学校一万余名学生在市区进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全市人民深受爱国主义教育。为了进一步唤起广大人民觉悟，加深对国民党政府崇洋媚外软弱面目的认识，重庆市抗议美军暴行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抗联”）主席团决定再在全市各郊区进行为期一月的宣传活动。省教育学院兰国农同志（灵韵团契成员）多才多艺，擅长表演谐剧（重庆地方剧），办事干练热情，整个宣传月的后勤工作全部由他操持。           宣传月后期，队伍遭受特务打击，育才中学学生年少，许多人被打成重伤，需住院治疗。有一天长江南岸来了一群女同学，搂着我们叫“大哥哥”，说南岸的学生又被打，我和周其昌决定亲自去看看。到南岸后，虽然人已散去，但地上还有血迹，老百姓纷纷述说一些女娃娃给打惨了，警察所还抓走一些人。我与周其昌商量后，决定由我一人先去警察所了解情况，若半个小时后还未出来，说明我也被抓，他再回去告诉抗联总部。我进去后，看到里面很安静，我问他们是否抓了人？警官说：“是抓了，我们抓人是为了保护她们，从前门抓进来，又从后门放了出去。”我查看发现后门靠河边，被抓学生可从这里放出，感到他们的态度很诚恳，他们对特务打人也很不满，可见警察中大多数仍是好人。我们出来就赶紧回到总部，见很多人都回来了，兰国农为他们做饭，清点人数齐全，总算松了口气。          宣传活动接受地下党南方局领导，党明确指出：“不要怕挨打，挨打后再宣传，在哪里被打，就在哪里再宣传！”警备部一再表示，要保护宣传队成员安全，但他们依然常挨打，这时青运组马西林问我：“你们考虑安全没有？”我无法具体回答，只说我们完全按照主席团决定办事。这说明当时我们还很幼稚，头脑发热，具体措施不足。有一次虽然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大学生有意保护中学生，仅管李秀身强力壮，像个运动员，但是仍被打得无力还手。下午回到重庆大学，见许多同学都被打，大家都流露出不满和委屈情绪，刘亚东也讲这样继续下去有问题。曾紫霞（也是联络组成员，“红岩”小说里孙明霞的原型）和我们在一起时也议论过光挨打不是办法。第二天她告诉我说“刘国鋕（“红岩”小说里刘思扬的原型）约你今天晚上在学生公社旁边的茶馆见面”。刘国鋕是西南联大学生，公开身份是《民主报》记者。他常与我接触，给我很多启发。当晚我如约而去，在茶馆他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鼓励我们不要怕挨打，不要泄气，在那里被打，就在那里站起来！我的热血再次沸腾起来。因见他与曾紫霞往来密切，我对曾紫霞开玩笑说：“你到老刘那里去告我的状了？”她笑而不答。以后刘国鋕的意见全由曾紫霞向我转告。          当时，在白区开展革命活动，党的指示常常是通过多渠道经各种关系传达下来（不可能像现在有公开的红头文件），因此常因理解出入而产生矛盾，有时甚至会让下面感到迷茫。但只要是党的决定，大家都不会产生分歧而影响行动。此外，党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对我们的建议十分支持。我当时主要是接受凌春波领导，他去上海后，新华日报田伯萍和青运组马西林常召唤我去，刘国鋕后来也直接指挥我。     不久，刘淑文和宁育圭撤退（为了防止他们身份暴露），我们又少了一处联系的地方。接着新华日报被查封，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形势十分严峻。当然抗暴工作依然由地下党领导。          在抗联内部也有斗争，有时斗争还很复杂。为了更利于接受党的领导，地下党决定派凌春波代表抗联去上海。派谁去，必须保密，这完全是为了这位同志的安全，所以由联络部直接向主席团禀报。当时主席团成员吴乾荣（重庆大学学生会理事会副主席，三青团团员，但不是“铁秆”，为了抗联不是清一色，选他有利于团结中间群众）说：“你们联络部为啥对主席团保密？”我和周其昌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保密。所以，我说：“必须有人去上海与全国学联取得联系，这样才有可能与全国保持行动一致，为了这位同志的安全，为了工作能顺利进行，为了不产生负面影响，是保密好，还是不保密好？”主席团的同志多数同意，吴因此而被孤立。            1947年5月，全国学联号召全国各大中学校学生于6月2日举行抗暴及反内战大游行，抗联各方人士积极准备。但到了5月底却又说六二游行停止，因敌人已做好镇压准备，于是在6月1日前夜，抗联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小礼堂召开全市各校代表会传达游行暂停的决定，当近深夜12点，特务冲进会场，抢走了会议记录，我在会场外又通知一批可靠同学留下来继续开会，要求各校代表连夜回校做善后工作，此时，已是深夜1点，远道的同学回不去了，我和周其昌安排了30多人住在重庆大学，我姐姐房间（重庆大学文字斋单身女教师宿舍）也安排了两名女师学院的同学住，很幸运，当晚他们全都安然无恙，所有文件和资料全部放在我姐姐房间。          我和周其昌已很久未回自己宿舍，又因年轻大意，对敌人认识不够，1点多钟，我们一同回到宿舍（我俩同住一张上下铺），不一会儿，特务冲了进来，叫醒我们俩，我朝窗口看去，外面已包围了几排荷枪实弹的军警，显然无法逃走，我们有意和特务大声争论，好让同学都知道我们将被特务抓走。我说：“你们没有资格抓我们！”他们说：“你们校长请你们去！”我立即想到在自己衣袋里还有几张记录着几十所学校联络同学的名单，若带进监狱被收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赶快把衣裤脱下留在床帐里面，另换一套衣裤，周其昌也采取同样措施，然后我们跟特务走出宿舍。到了校长张洪元家门前，出来两人说：“你们不必进去了。”继而被押到青年馆和女一舍之间马路边的卡车上，我和周其昌是最早被抓的两个人，陆续有各宿舍被押出的男女同学先后上车。这就是敌人开始镇压学生震惊全市的“六一大逮捕”。          六月一日晚，全市共逮捕学生、记者、各方进步人士等共300多人，其中，重庆大学有30多人，蓓蕾和灵韵两团契成员约占过半数，凌春波、刘亚东、费雪香、王泽槐、潘清、代恒欣、阮海燕、周其昌、谢立璟、黄国英、纪杏鸾等均在列，还有和团契有过密切联系的同学数人。          关于抗暴运动的回忆到此为止，也只能讲到这种深度。当时的我只不过是冲在最前面引人注目的一名小兵，而抗暴运动却是轰动全市、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并揭露反动政府软弱的严酷斗争。 原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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