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政治犯对敌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有时，全体政治犯都参加了，他们谨守约定的秩序，遵循斗争步骤，行动协调，往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难道仅仅是群众自发的行为吗？的确，牢中绝大部份政治犯觉悟都相当高，他们彼此团结和睦，对敌特十分仇恨，有时几个人互相配合，也能对敌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斗争。但是，大规模的，乃至具有全牢规模的斗争活动，如果没有人起着影响和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中共的地下重庆市委并没有指定党员在狱中建立支部，那末，又是谁在起这种作用呢？这只能用事实来回答。

    笔者于1947年6月1日被捕，最初押在成都敌四川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监狱，次年4月上旬被移至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囚禁，1949年3月底国共和谈前夕获释，因此知道渣滓洞狱内有些同志在斗争中起着牵头的作用。去年专门拜访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田一平同志，他谈了一些他和仲秋元（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胡春浦（1983年逝世前是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肖钟鼎（已在垫江离休）、古承铄（中美合作所死难烈士）等同志在狱中怎样策划和安排对敌斗争的经过，因写成此稿。9月，笔者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同志来蓉邀集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并依据一些同志的意见对个别情节作了修订。接着，将全文寄给仲秋元同志征求意见，他对一些情况作了补充。之后，笔者又将修订稿交罗启维同志（成都市政协副秘书长，曾在渣滓洞关过十个月）、张坤璧同志（胡春浦同志的爱人，已离休，曾在渣滓洞关过半年多）征求意见，才最后把斗争事实确定下来。其间，还有个别情况请教过四川大学图书馆副教授杨以凡同志（曾在渣滓洞关了约一年，当时名杨秉玺）。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多方征求意见，目的只在于把这份材料写成信史。

一、1948年5月的罢饭斗争

    笔者于1948年4月到渣滓洞后，约一个月即参加了罢饭斗争，斗争的起因是特务贪污了伙食费。渣滓洞有一个由政治犯推选成立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可以查阅伙食账目。由于特务事务员不会写账，要从政治犯中找一个写账的人，大家就推举楼下一室的仲秋元去作。仲秋元于1947年6月被捕，特务一直未查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他在狱中仍以重庆三联书店经理的面目出现。1948年5月，他从伙食账目中知道上月伙食有节余，而特务事务员却没有按规定拿来为大家打牙祭，他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伙食委员张怒涛。张怒涛也是1947年6月被捕的，为人耿直，当即以伙食委员身份去质问特务事务员，并要求查账。特务事务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张怒涛，还出手打他。楼下五室的何雪松在风口望见，便大声喝道:“不准打人！”其他囚室也登时发出“不准打人!”的吼声。本来，特务大肆剋扣粮食和菜金，大家早已十分气愤，现在他不但拒绝查账，而且竟敢打要求查账的伙食委员，政治犯们的愤怒一下便激发到不能克制的地步了。

    这时，和何雪松同关在楼下五室的有田一平、胡春浦、肖钟鼎、李子白等，他们是因“小民革”搞地下武装的事被捕的。其中，田一平于1947年6月被捕，那时他在办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华西晚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其实他是在四川军政界中搞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春浦，1935年入党后曾受过中共中央保卫部门办的“特科”情报工作训练，被捕前在成都开设“大有字号”，经营煤炭生意，为党筹措活动经费，掩护身份是私营商号的老板。胡、田二人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和肖、李、何等研究了当时狱中斗争形势，认为群众长期不满伙食坏的情绪正被特务事务员贪污、打人的事激动得异常高昂，已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绝食斗争的大好时机，发动起来一定能坚持。这样，可以打击敌特气焰，争取改善伙食和适当改善环境，还可以提高群众今后进行斗争的信心。大家商定了绝食斗争的目标：（1）尊重伙食委员职权，公开伙食账目，不得剋扣粮食和菜金；（2）糙米难吃，要把糙米打成熟米——可由各室的人轮流打米、风净；（3）不得打骂和侮辱政治犯；（4）撤换打人的特务事务员。并决定将这些意见通知各室。1948年5月，《挺进报》事件虽已发生，但还只抓了少数人进去，牢里大多数人是老“犯”，所以放风时间还比较长，因而很快就通知到了各室。肖钟鼎通知的囚室较多；田一平通知的是楼下三室和四室，四室的接头人是孙蕴实（解放后更名孙文石）。

    当天中午，罢饭开始了，当伙房挑出菜饭摆在坝子上，特务管理员吹哨子叫各室去人打饭菜时，却没有一个室去人.任凭特务一再叫喊，也无人出声。下午，特务看守所长李磊召集各室室长开会。这个特务躯体肥厚，面色潮红，杂有许多猩红斑点，而且两颊下陷，下巴尖削，酷似猩猩面孔，我们给他取的诨名就是“猩猩”。这家伙自称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慈善家。他说他对发生的事很难过，承认事务员不该打人。大家提出事先约定的几项要求作为停止罢饭条件，他只含糊地回答“可以商量”，同时却推说“用人权在二处”，他“无权换人”。说完就叫大家回牢房去，接着，伙房又抬出饭桶，特别加了一份回锅肉，特务吹哨子叫各室去打饭，仍然没有一个人去。李磊只好又把各室室长请去，大家还是提出约定的几条，这时他才明确表示要呈报二处处理那个特务事务员，并接受了其它要求。

    敌人在这次斗争中失败后并不甘心.隔了几天，田一平、李康先后被二处来渣滓洞的张军法官传去审讯；又几天，楼下四室的孙蕴实、刘慕宇也被押到二处审讯。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是谁发动的罢饭。

    特务事务员被撤换后，开始轮流打米，大家都乐意轮到自己打，因为拉石滚、绞风车和上斗都能活动筋骨，同时坝上的空气也新鲜得多。

二、开展文体活动，成立消费合作社

    罢饭斗争前后，特务对政治犯的管理不太紧，有时几个室同时放风，敌看守所长李磊及管理组长徐贵林间或也同难友们说话。胡春浦等便利用李磊和徐贵林之间的矛盾，办了几件对政治犯有益的事。

    徐贵林体壮声粗，面黑眼圆，貌似猫头鹰。我们给他取的诨名就是“猫头鹰”。他和李磊两年前都是“上尉”，后来李磊升为“少校”而他未升，而且所担任的职务恰恰归李磊管，他非常气愤。在私下谈话中，他自表曾经逮捕和枪杀过好几百人（当然是进步人士遭到屠杀了）。他说他十几岁就开始杀人，枪毙第一个人时手还发抖，以后就逐渐自然了。他自夸是凭“功劳”升官的，骂李磊靠老婆升官，路子不正等等。难友李康、何雪松、蓝国农等知道他和李磊的矛盾后，就要求他允许政治犯练习和比赛篮球，说“这是你管理组长的权限，不必经过所长同意”，徐贵林本人也喜欢篮球，便同意了。难友中的篮球爱好者都自愿报名参加。篮球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联络和暗通情报的作用。不久，胡春浦、田一平、仲秋元、何雪松等又对李磊说，你是书香门第出身，应该让大家读书、看报。胡春浦并表示愿意出钱订报。李磊见徐贵林同意练球、赛球得到好评，也同意了订报和开放图书室。图书室由仲秋元任管理员，政治犯都可以去借阅图书。这时，“小民革”搞地下武装的案子，经过胡春浦他们巧妙斗争的结果，被特务默认为系向“小民革，总部骗取大笔款项的手法，而并没有搞武装的实际行动，所以胡春浦仍以“大有字号”老板的身份出现，牢外经常能给他送钱物进来。他出钱买了篮球，又订了《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报纸每天由仲秋元贴在墙上，供大家阅读。关于战争的消息，虽然这些报纸只登了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不说国民党军队失败的情况，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它说在某地“杀伤了大批敌军，完成了战略任务，我军主动转移”，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解放了。小说《红岩》中“老许”的原型许建业被打成重伤，曾单独在楼上五室关过，当时特务不许他放风，楼下五室的田一平等就在上铺床上坐着，高声念报，让他听到，全室难友还同声唱歌来鼓励他。

    政治犯被捕时，通常身上都带有一点钱物，因搜身时有众多特务在场，一时还没有人敢贪污，就存放起来了。胡春浦等利用李磊吹嘘自己世代慈善家的心理，请他用政治犯们带来的钱办一个消费合作社，让大家能买到生活用品，还可接济家里没有送钱物来的政治犯。李磊又同意了。于是就用这笔钱买进肥皂、草纸、牙膏、牙刷、毛巾、白酒、豆瓣、酱油、盐巴等物出售给大家。大家被捕时带来的钱和家里送进来的钱都如数换成牢里的流通券，凭券从合作社买东西。合作社由李磊自任经理，肖钟鼎任售货员，仲秋元任会计。为此，肖钟鼎迁至楼下一室和仲秋元同住，室门整天不关闭。除难友们在放风时去买东西或借还书外，仲、肖二人服务主动积极，常常送货、送书到各室，暗中为难友传送信息，有时还教给新到难友以滚案、翻案的方法。在通讯联络方面，肖钟鼎起的作用很大。他在1938年入党，为了掩护革命工作，经党同意，曾任国民党万县专署保安副司令，所以难友们和特务都称他为“肖司令”。当时他已年近五十，对人态度和蔼，特务对他的活动不大注意。有少数难友对他的为人有误解，其实，他之所以有较多机会联络各室政治犯，主要在于他的特殊斗争方法。他装成精神有些失常的样子，又经常合掌念佛，因而他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瞒过了敌人。在“白公馆”狱中，有一次，他在过道上边走边念佛，当田一平和他对面走过时，他念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其中“南无阿弥陀佛”用中音念出，“不认识”则小声说出，借以暗示他的口供与田一平没拉上关系。其实他两人既是李荫枫攀扯出来的同一“小民革”搞武装案的人，过去又属于同一个党组织。

    1948年下半年，抓到牢里的政治犯越来越多，特务对政治犯的管理也一步一步加紧。练球和赛球只有个把月就停止了，订阅、张贴报纸和借阅图书也没有维持到半年。为了减少政治犯之间的接触机会，到1948年底，连伙食委员会也取消了，米也不让打了；1949年3月，消费合作社也取消了。

三、龙光章追悼会

    敌二处规定政治犯的囚粮和菜金为一个士兵的主、副食标准，这本来就很少，即使无人剋扣，办的伙食也在当时贫民伙食水平以下，现在经过敌二处、看守所和伙食管理员层层贪污，政治犯的伙食简直坏到了极点。有时一顿饭每人只能分到七颗胡豆作菜，把老蕻菜杆干锅炒来作菜更是常事，主食则吃霉臭的糙米，稗子很多，稗子鬚长到一两寸，入口时常要发呕。因为营养很差，大家身体都拖得非常虚弱，发病率高，加之医药条件坏，有的政治犯就病死在牢里了。龙光章烈士就是这样死去的。

    龙光章原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战士，1946年中原军区撤退时，他和一些战友在突围中受了重伤，不能行动，隐蔽在群众家中，后来被反动派搜查出来。和他情况相同的还有十几位指战员。他们被辗转押送，积时一年，备受虐待，时有死亡，待押至渣滓洞时，已只剩下五人了。龙光章因重伤未愈，又长期遭受折磨，在1948年11月的一个晚上终于逝世。本来特务当晚就要拖出去软埋，同室难友坚决不答应，要将遗体装进棺木，墓前要立碑，全室难友还要送葬。特务虽然不答应，却还不敢贸然行动，所以相持不下。天亮以后，遗体仍停放室中。当时和龙光章同住在楼下五室的有杨志纯（与龙光章同时被俘，本是连指导员，被俘时只承认是班长，故大家称他杨班长）、李子白、何雪松等（胡春浦、田一平已于上月由该室迁去一室）。这天正轮到该室打米，打米处在厕所外侧。胡春浦去厕所时，李子白对胡春浦说，他已以田一平的名义通知了四个室，为抗议看守所不关心囚犯伤病，不注重给予医治，全体举行绝食。胡春浦回到楼下一室后，和同室的田一平、仲秋元、肖钟鼎、古承铄（五人都是共产党员）研究，田一平认为，绝食需要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要有群情激昂的局面，斗争才能发动和坚持下去，否则，万一有人不能坚持，斗争就会遭到破坏而失败，并将影响群众今后进行斗争的积极性。现在第一步应要求开追悼会，如不准，再行考虑。因此，决定收回绝食的通知。李子白还主张每室派一名代表。但田一平和仲秋元认为，不能采用派代表的方式，因为万一事情不顺利，代表就会被抓住，以往许多次斗争都是这样的。他们主张采取一哄而上的形式，即趁打饭的时候，各室打饭的人同时向特务管理员提出开追悼会的要求，不过各室打饭的人必须是可靠的，才能实现这个意图。楼下一室的五位同志都同意这个办法，于是通知各室，要求各室把那一顿打饭的都调整为可靠的人（各室打饭的人原来是轮流的）。以前一个室的饭打完了，打饭的人就马上回室去了；这次打完饭后，大家却留在旁边，等到最后一个人打完饭，才一起上前围着特务管理员黄茂才，一起提出开追悼会的要求。黄茂才答应代向李磊转达。仲秋元在放风时看见李磊，也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第二天早上，李磊召集各室室长开会，对大家说：不要开追悼会，可以举行公祭，由他当主祭人，时间就在当天上午八点钟（当时重庆时间八点钟相当于现在的九点钟）。他故意把时间规定得这样紧迫，使大家没有准备时间。

    但事情却大大出乎李磊预料。接近八点钟时，各室一开锁，难友们就一拥而出，手臂都系上黑布条或黑鞋带，用以代替黑纱，女难友则胸佩白纸花，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灵位前，大家都悲愤难抑，气氛庄严肃穆。追悼会就在院内坝子上举行。祭桌摆在墙边，桌上放置楼下一室制作的龙光章烈士的牌位，上书“难友龙光章灵位”七字，灵位前插着香烛，祭桌后面墙上是他们写的一副挽联，联文是：“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此联两侧，还挂了几副别室难友的挽联。

    公祭开始后，李磊向灵位行了鞠躬礼，说了一些假慈悲的话，便叫大家“解散”。但大家屹立不动。这时杨班长要求说两句，李磊只得允许。杨班长历述了他们那批重伤病员被俘后，不仅不给予治疗，而且还遭到殴打，以致折磨至死；而解放军则优待俘虏，不打不骂，连腰包也不搜。讲到这里，李磊不要他讲了，又喊“解散”，大家仍不走，杨班长则继续讲下去。这时，李磊慌了，大声喊道:“不准讲!”并推了杨班长两掌，杨班长却讲得更大声了。这一下把李磊气极了，他叫来几个特务把杨班长硬拖回牢房，又大声喊“全体解散!”

    特务表面上虽然做得凶，但很怕出乱子，不敢过分违反大家的意愿，所以还是用棺木装殓了龙光章烈士的遗体，由几个难友送出去埋葬在山坡上（当然有特务持枪押着）。

    在这次争取开追悼会的斗争中，各室如何传递信息呢？

    自《挺进报》事件发生后，新捕的人愈来愈多，放风的限制一天天严了，室与室间的人接触也比以往困难。前面说过，仲秋元和肖钟鼎因为在图书室和合作社工作的关系，曾经发挥了传递信息的主要作用。此外，传递信息的渠道还有厕所、打米处和打饭的时候。打米处即在厕所门外，放风的人都要进厕所，打米的同志就临时负起传递信息的枢纽作用。经常使用的传递信息的渠道是室与室间的楼板和墙壁的缝隙。每逢有事在楼上、楼下之间传递，就在楼板的缝隙边敲两下，如对方无人回应，再敲两下，直至对方也敲了两下，知道头已接上，才把预备好的字条递过去，或小声说话；如系左、右邻室之间传递，因为墙壁敲不响，就把枝条或蔑片伸过缝隙去晃动，作为联系信号。当然联系时风门口必须有人监视，防有特务走来，如有，就故意咳两声报信。各室都知道，凡邻室送来消息，必由经常的联系人去接，只有专叫某人时，才由这个人去接。自1948年10月在楼下一室形成了五人集体后，这个集体分析了各室难友的具体情况，并为每个室选定一个可靠的人作为暗定的联络人，其中有孙蕴实、李子白、明昭等。联络人每得到一则值得重视的消息，就迅速传递到楼下一室，由一室的同志综合分析后，再把认定可靠的消息传到各室去。这样做，是因为牢里不时传闻各种消息，其中有一些是不确实的，相信了，会对时局产生错误估计，所以必须加以分析，去伪存真。

四、庆祝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与元旦联欢

    1948年圣诞节前，一位难友收到外面送来的腊肉，上面粘了一小块报纸片，印有“华北人民政府”几个字。这个消息传到楼下一室后，他们认为一定已经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就通知各室预祝圣诞节，而对可靠的人则暗中告知系庆祝华北人民政府这一新生红色政权的成立。对于庆祝圣诞节，特务是不禁止的，于是各室借此公开欢腾一番。

    此外，笔者在渣滓洞还经历过一个热闹场面，就是1949年元旦联欢。元旦前一天，值日特务管理员是黄纯清。因为不知道元旦谁当值日，胡春浦就去对他作工作。先是闲扯，胡春浦问他“是哪里的人”，他说：“就在成都城里住。”又问他“和黄季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是不是一家”，他说：“是远房。”（其实，黄季陆是四川叙永县人，黄纯清无非是想攀一个有地位的人作家门。）胡春浦说：“我和黄季陆的关系很深。我这个人是讲义气的，只要够朋友，将来决定忘不了！”黄纯清听后大概想交他这个“朋友”’做起很谈得来的样子，胡春浦就乘机要求他允许政治犯次日进行元旦联欢活动，保证“决不出乱子”。黄纯清竟然应允了。因此，当天晚上各室都得到楼下一室通知，准备元旦联欢，元旦早晨听到牢后岩上岗哨吹号就唱《正气歌》(这首歌被难友们称作“洞歌”)。稍后，楼下一室又考虑到许多同志不会唱这首歌，又通知改唱《义勇军进行曲》。但因限于条件，有些室没有得到改唱通知，加上元旦节日不吹号，女室同志到时等得不耐烦了，便先唱起来，其他室只得跟着唱，因而唱得不大整齐。这天，特务们都回家或进城过节去了，只有黄茂才一个人值班，黄纯清并没有把允许元旦联欢的事告诉他，所以又由难友曾紫霞向他提出要求，他同意将各室门锁打开，让大家出来欢聚。在联欢活动中，有的打篮球，有的唱歌，难友屈楚为大家表演了腹上碎砖的气功，女同志则表演了秧歌舞，高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解呀解放军！……”各室同志相互去别室拜年，女室同志则把难友左绍英在狱中生的女儿(大家称作“监狱之花”)抱去各室给伯伯叔叔拜年；最有意思的是楼下一室的同志用红纸糊了一个灯笼，遍提至各室拜年。这天，很多人沿着阶沿站着，形成一堵人墙，有些同志彼此间需要在案情上串通的，就在人墙背后交谈。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元旦联欢，充分表现了革命志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五、争取、利用敌方人员

    黄茂才为什么能让大家举行元旦联欢呢？因为江竹筠、曾紫霞、牛小吾、张坤璧等难友从他平时对政治犯的态度中看出来，他还不是死心踏地的特务，在同他谈话中，又知道他出身贫苦农民，就有意争取他，甚至直接教育他：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当特务没有出路，要有立功表现，解放后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在难友们的教育下，黄茂才的思想有了转变，所以曾紫霞一提出元旦联欢的要求，他就同意了。当时有些难友不了解情况，认为曾紫霞、牛小吾、张坤璧她们与黄茂才接近是丧失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紫霞还因此事挨过批斗）。其实，她们争取黄茂才的做法是正确的。黄茂才不仅同意了政治犯们元旦联欢，而且还为曾紫霞、胡春浦等与牢外往返捎过多次信（大都经过曾紫霞之手）。解放后，黄茂才被判过刑；因有胡春浦、田一平、张坤璧、曾紫霞、牛小吾等为他写证明，落实政策后被安排为荣县政协委员。

    除黄茂才外，还有渣滓洞的医生刘石人，他是山东医学院毕业的，和政治犯杨秉玺是山东同乡。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而且为人有一定正义感，但因长期和特务相处，说话吊二郎当的。笔者因照护同室害痢疾的难友胡子刚而染上痢疾，一天泻三、四十次，几乎死去，刘石人每天为笔者打两次针，才抢救了转来。杨秉玺当伙食委员时，很多时间都没有锁在房内。刘石人要求他教英语，他怕与特务打交道受人议论，不敢答应，胡春浦劝他接受了刘石人的要求。因此，刘石人多次为胡春浦他们与牢外传递消息。开始，胡春浦那里的信件是经过女难友胡其芬之手交给刘石人的，但因特务已知胡其芬是中共党员，对刘石人和她接触有怀疑的迹象（有一次，刘石人对胡春浦说：他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他进饭馆，那个特务也跟着进那个饭馆），便改由女难友张坤璧传送信件（她的政治身份未暴露）。此外，当罗启维患病较重时，杨秉玺请刘石人建议准许其保外就医，因而罗启维在1949年1月获释。张坤璧肺病严重，也因刘写报告，与罗同时获释。刘石人作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解放后得到胡春浦、张坤璧等同志的证明，参加了工作，后来从西南师范学院退休，现已病故。

    据笔者所知，还有特务看守班长刘秉清，他在1947年底曾为政治犯周世楷从牢外买过香烟。1948年5月左右，胡春浦见他面带烟容，估计他是抽大烟的，家庭经济一定拮据，就想利用这一点，使他为我们服务。当他单独走近楼下五室风口时，胡春浦（当时关在这个室）就有意和他攀谈，逐渐熟悉了以后，才对他说：“我们室内几个人都肚子痛，想找点梭梭（吗啡）来抽，可不可以帮一下忙？”同时交给他旧法币五十万元。过了几天，刘秉清果然在深夜偷偷送了点梭梭来，附带给了一张锡箔、装有几根火柴的火柴盒和一小张硬纸，他就在外面望风。几人吸完梭梭后，把火柴盒等还了他。那一点梭梭根本值不到五十万元，所以他从中得了不少好处。过了几天，胡春浦又对刘秉清说:“我们抽了那点梭梭，肚子痛好些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弄一点来？”又给了五十万元，刘秉清又弄了点梭梭来。再过两天，胡春浦对他说：“我们身边的钱用完了。我写了一封信，请你送到城内XX街XX字号。他们见信后，一定会照信上说的，给你一些钱，还要写封回信交给你，请你带回来。”刘秉清又答应了，他完全按照胡春浦的吩咐把钱和信带了回来。就这样，胡春浦便利用这个刘秉清沟通了牢内外的联系，往返传递了好些消息。当然，每传递一次，都一定要给他一些钱。

    文学与历史是不相同的。作为文学作品，小说《红岩》虽说反映的也是中美合作所内政治犯对敌的斗争，但它可以虚构，因此其中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很大，这不足为奇。但现在有人引述中美合作所内政治犯对敌斗争的史实，却照着《红岩》所写的故事去说，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撰写和抢救革命史料，这是值得庆幸的。本文所写虽不敢说百分之百的确切，但笔者相信它可以作为写正式历史的一份参考材料。

    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动辄就关几十万人的规模相比，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规模不算大，但是，囚徒们在其中为逝世的难友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控诉反动派的罪恶，宣传我党的政策，以及在其中举行舞蹈，高唱革命歌曲，……这些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政治犯的斗争应该被视为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实，应该向中外广为宣传，用事实来说明中国人民大节坚贞，正气凛然，机智勇敢；中华民族是真正的优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