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录入）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的祖父熊从周（熊心畲）第二次去陆良任国民党政府的县长，我即向冯契同志提出意见，调一些同志去陆良，利用我祖父的关系，开辟那里的工作。我祖父虽然曾经当过国民党广东番禺、云南新平、建水、陆良、江川等县县长，还当过昆明市长，但此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暴、肯为群众伸张正义。一九二七年前后第一次当陆良县长时，当地群众对他即有“熊青天”之称。另外，在和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政策，拥护我党政策主张，我在他的办公桌抽屉中见到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形势图》等党的文件和材料。我相信我们若去陆良工作，是会得到他的支持的。因此，我才向冯契同志提出抽调干部去陆良开辟工作的建议。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祖父是一九二七年即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同情和拥护我党的民主人士而已。

 

    冯契同志对我的建议表示欣赏，但说这个问题要提请组织研究后，才能做出决定，结果如何，过一两个星期再告诉我。过了约两个星期，冯契同志找到了我，通知我组织同意我的建议，决定调人去陆良。并要我立即去陆良进行准备，主要任务是搞好我祖父的关系，安排去陆良的同志的公开职业，保证他们能够在那里立足和安全。调干部的事，由他们在昆明负责，并商定了联络地点等其他一些有关事项。

 

    这样，我很快就动身去到陆良。

 

    陆良是个偏僻的小县，当时机关不多，除县政府外，有一个构筑陆良飞机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十二工程处，再就是云南省的一个南盘江水利工程处，除此之外，就是国民党的驻军第八军军部、工兵××团等单位。要想把我们的同志安插到这些单位去，实际是很困难的。至于进去开展工作，那就更困难了，但是经过一番调查，我发现陆良中学为陆良的地主豪绅所把持，里面的教师大多数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愿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教书，聘请外地教员非常困难。因而教学质量低劣，一些人家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昆明就读。而不肯进陆良中学。发现这个情况，我心中不禁一阵狂喜，决心把这所中学拿过来，作为我党在陆良工作的据点，不仅可以安排较多的同志，而且易于开展工作，又便于掩护。

 

    我去找当时的陆良县政府教育科长牛小灿进行交谈，从陆良的文化教育事业谈起，一直谈到陆良中学。牛小灿在昆明教过书，有些见闻。他亦承认陆良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尤其是陆良中学没有办好。为此，他也感到非常为难。我向他提出要把陆良中学办好，必须提高教学质量，而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他说没有办法去昆明聘请高质量的师资，原因是地方偏僻，生活艰苦，薪水又不高，人家都不愿来。我向他表示，师资问题我有办法，但请一两个来，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各门课程的师资都要解决。他当然赞同我的意见，再三问我有没有把握找那么多教员。我说可以。他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要我出任陆良中学校长，由我来办陆良中学。我礼貌地拒绝了，但表示我可以当一名教员。因为我在别的中学里教过书。

 

    当天晚上，我在客人们走后见到我的祖父时，牛小灿已经把我和他的谈话情况向他汇报了。我祖父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见我来到陆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做些工作，自然十分高兴，但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配齐包括高初中在内的陆良中学各门课程的教员表示担忧。再三嘱咐我抓紧办，一定要保证九月一日开学。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心中也有些发毛，在这么一个短短时间内，老冯能不能搞来这么多人呢？若是搞不来，中学不能按时开学，问题就复杂了。我给冯契同志发去了加急电报，还写了信，后来干脆亲自去昆明找到冯契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冯契同志很高兴，说他正积极组织力量，又说他要自己到陆良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回陆良后不久，冯契同志趁着到路南旅行的机会，和袁用之同志一起到了陆良。我祖父很热情地招待了冯契同志，谈得很融洽。冯契同志还和陆良县中和县教育科有关人员作了接触，他亲自向我祖父表示，不久就介绍教师到陆良来。

 

    我在陆良，一面进行准备，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昆明的消息。一天下午，刘国鋕同志拿着冯契同志的介绍信找到了我。这是第一个来到陆良的同志，我非常高兴，吃了饭，向他介绍了情况，引他见了我祖父，就把他安排到了陆良中学去了。不久，董易、于斯炎、廖克平、秦泥、郑道津、李循棠、邓艾民、吴子见、刘以治、黄平、何扬、马凌云、钱宏等同志都先后来到了，此外，还来了陈端芬、张静、吴维芝、龙德华等几位女同志。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之后，陆良中学按期开学了。校内除个别行政人员和一位姓李的教国文的老先生外，全部换成我们的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陆良中学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成了我们在陆良工作的一个据点。

 

    陆良中学开学后，冯契同志几次由昆明来到陆良，就许多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他说，经组织研究，陆良的工作由董易、刘国鋕和我负责，因为我在陆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分工我做社会工作，去和那些土豪劣绅、国民党军政人员等打交道。对陆良中学校长一职究竟由谁担任，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意见是请我祖父兼任，实际上是挂个名，刘国鋕担任教务主任，实际负责学校工作，这样便于在我祖父的掩护下开展工作。我祖父同意了这个建议。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还专门分工刘国鋕去做他的工作。

 

    我们一致认为，要在陆良站住脚，并开展工作，必须把陆良中学办好，而办好中学的唯一标帜，就是提高教学质量，因此，首先要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到陆良中学来的同志，大都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由昆明疏散到乡下隐蔽或由外省转移到云南来的同志，这些同志绝大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到乡下后又都在中学教书，因此，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教课质量自然不错，少数没有教过书的同志，在别的同志的帮助下，积极备课，教的效果也过得去。在此期间，同志们也加强了与学生的联系，在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学生的思想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了，办起了墙报，高唱抗战歌曲，演出话剧等。因此，在短短三、四个月之后，陆良中学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家长的好评，一致认为陆良中学办得好，有些把子女送去昆明读书的家长，也来和学校联系，把自己的子女叫回陆良中学就读。

 

    我祖父看到陆良中学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起了这样大的变化，也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同志们的活动自然也瞒不过他。一天晚上，客人们都走了之后，他把我叫去，两只眼睛盯住我问道：“你搞来陆良这些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答道：“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是我的朋友。”“嗯？”他当然不会满意我的回答，但是他也知道再追问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叮嘱道：“你要告诉他们，要扎扎实实地把陆良中学办好，站稳脚根，才能再谈别的，不要张牙舞爪，不然，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他这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第二天转告了董易、刘国鋕同志。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了一番，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

 

    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大片国土沦丧，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日寇已经侵占了广西南宁和贵州独山。陆良距广西不远，今后怎么办？就成了在陆良的同志们经常讨论的一个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大家一致认为，一旦日寇来了，就拉上山去打游击，以圭山地区为依托，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打算，当时也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于是，积极从宣传教育和调查研究入手进行准备工作。一方面在学生中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学生们抗日情绪高涨，演出话剧，抗日歌曲越唱越响亮，墙报越办越好。董易同志专门联系了从圭山来的学生，做他们的工作，我则积极准备武器弹药，后来还搞到一部轻便电台。对圭山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圭山地区少数民族领袖取得联系。一九四五年初，大家研究决定，由董易、刘国鋕和我三人以到圭山地区访问为名，对圭山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事先进行了分工，刘国鋕负责土地分配等有关经济方面的情况，董易负责文化、历史等情况，我负责和当地领袖人物建立友好关系和地形、民间枪支等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我们从陆良县城出发走了一天，因为走了弯路，在夜色苍茫中才到达圭山一个村庄。因为圭山学生已先两天出发，事先已有联系的，到达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全村男女老少出迎，鸣枪放鞭炮，跳舞，村中墙上张贴标语，可说是十分隆重。我带去一些七九步枪子弹送给他们作为见面礼，我们到达圭山后发现郑道津同志也来了，就一齐住下，开始了调查，在圭山地区住了一个星期，走了一些村庄，访问了不少的人。在此期间，我们受到兄弟民族的热情款待，临别时又是全村送别，和欢迎时一样隆重。回到陆良后，开了一次汇报会，当时在陆良的同志都参加了。会上除听取董易、刘国鋕、郑道津和我的调查情况汇报外，就在圭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间有些争论，但最后一致认为圭山地区是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必须加紧对圭山的工作。

 

    我祖父对我们准备在圭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表示完全支持，他自己也准备了短装和马匹，要和大家一起上山打游击。并在我们第一次去圭山后数月，又亲自去了圭山。这次冯契同志从昆明赶来和他一齐前往，进一步调查了圭山的情况，并广泛宣传抗日和民主的道理，巩固和发展了我们和圭山地区兄弟民族的关系。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陆良县政府举办了一次“户籍人员训练班”，学员是四乡抽调来的数十名有文化的青年。我祖父提出要陆良中学的几位老师去担任一部分课程。这无疑是要我们的同志去向这些学员传播革命思想，进一步开展陆良的工作。同志们自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要求。于是黄平、董易、刘国鋕等同志就去任课。陈端芬前去教唱革命歌曲，很受欢迎。

 

    在圭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打算，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而未成事实。但自一九四四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夏，到陆良的同志们在陆良中学的学生中传播了革命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还通过访问学生家长，做了一些农村调查等农村工作。以后许多学生参加了革命，参加解放战争，成为党的干部。

 

    在这段时间，同志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记得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七大文件都是在陆良时学习的。昆明常有同志到陆良，带来许多材料和上级的有关精神，以及对陆良工作的要求。再就是刘国鋕同志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重庆一次，每去一次都带回党对一些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等。另外，我还搞到一部很好的收音机，安放在陆良县政府内，每天晚上收听我方电台的广播。起初，由我和刘国鋕记录下来，给同志们传阅，也给我祖父看。后来，刘国鋕事忙，这项工作由我一人担任。刚开始收听我方广播时，曾有出一秘密小报之议，后经研究，觉得陆良这个小县城机关不多，有几台收音机是屈指可数的，小报一出，很快就会暴露，还是以不出为宜，仍用记录传阅。

 

    陆良有个飞机场，据说当时是远东盟军最大的飞机场，日寇投降后，这个飞机场就成了蒋党运送军队到北方进攻解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飞机场有一个机械师马瑞琪，是董易同志到陆良后介绍他入党的共产党员。董易、马瑞琪等少数同志曾几次研究引爆机场汽油而将陆良飞机场炸毁，使蒋党不能再利用这个飞机场运兵进攻解放区。但因机场戒备森严，除马在机场外，再无其他可靠的人合作，以及技术上的原因，而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在两年的时间里，到陆良去的同志们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做了巨大的努力，在那里开展了工作。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专门成立了国民党陆良县党部来和我们作斗争。特务时常搜集有关陆良中学的情况，撕毁学生的墙报，辱骂和恫吓教师和学生，更重要的是多次向国民党云南当局密告，“熊从周伙同其孙熊×窝藏共党分子把持陆良中学，宣传赤化，笼络人心，搜买枪支，图谋不轨……”。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蒋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后的第二天，即七月十四日在陆良用毒杀害了我祖父，紧接着在害死我祖父的第二天，又在昆明杀死了闻一多先生。去陆良工作的同志，当时大多在昆明度暑假，因陆良形势突变，遂决定全部撤离陆良。在昆明为熊从周举行了追悼会。

 

    在去陆良工作的那段时间以及以后的十几年时间，我一直不知道我祖父是共产党员，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我在北京时，收到唐用九给我的一封信，才知道他是一九二七年经唐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的。

 

    去陆良工作的同志，现大都健在，仅我祖父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牺牲，刘国鋕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底离开陆良到重庆任沙磁区特委书记，一九四八年四月为叛徒出卖被捕，囚于“中美技术合作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重庆解放前夕与陈然、王朴等共十同志在重庆大坪英勇就义。

 

    据我所知，我们在陆良时，还有个别共产党员也在陆良活动，但和我们没有联系。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