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承刘以治先生提供，原文刊载何处不详。若水录入）

 

    1947年我任荣昌县长时，约在9月下旬（转者注：应为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已临黄昏。荣昌县特委会秘书李同瑞来办公室对我说：“重庆有个要犯已逃来荣昌，重庆稽查处已派人跟踪追来荣昌，他们的汽车停在南门公路上，不进城，是怕惊动人，影响办案。他们已经派人监视逃犯去了”，等等。按照职权惯例，李同瑞这番通知，明白告诉我，此案是稽查处直接办，不是交给县府代办，但有协助之责。如果不需县府协助时，他们有时办好才通知你，或者招呼都不打就走了。随后李同瑞又带一人或二人（记不清）来会我。并介绍是稽查处派来办这案子的。当时我的想法和对待这一问题的考虑是，认为稽查处的车子都不进城，本案的性质，逃犯的姓名都保守秘密，可见案情重大。既然是稽查处直接派人办，而又不是在本地作的案，办好办坏也就与我无关。

 

    后来，李同瑞同稽查处派来的人要我派一人协助，并说派去的人，一方面对地方街道要熟悉，另一方面即使地方上的人看到也不会注意。因此，我才派湖北籍的县府职员屈征求去听其差遣。到了深夜，屈征求回来对我说：我同李同瑞、李耀先（特委会干事）还有一个平时跟李同瑞跑腿的人同到东门大街茶馆吃茶，暗中监视茶馆对面住宅进出的是些什么人？结果，并没有看见什么动静。又说：稽查处人透露，今晚准备深夜去捉人，迟了又怕跑掉等语。至于进一步的情况，我就照例不再追问，即使追问，李同瑞也不会有真话告诉我的。更不用问稽查处的人了。

 

    这样对待问题，好在不承担责任。如果他们有行动，非要假借我的职权不可的时候，就要告诉我具体情况，例如李同瑞几次怀疑双河乡长刘佐华是中共党员，要求我下条子去抄家，我坚决抵制说，我只感到刘佐华在乡长中，完成各项任务最好。老百姓说他好，余七爷（余际唐）说他好。光凭这些，我要用他，其他我不管。李把我无可奈何。但他仍暗中把这个情况向省特委回报。后来我在成都见到黄季陆（特委会主任）还谈到此事。我说：“还是当年黄埔的老作风，凭良心办事，改不掉。”大家一笑了之。

 

    到了次晨，我的卫士王海云来说，稽查处已捉来了两个青年人在李同瑞室。我去看，才知是刘国鋕，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叫曾紫霞，是刘国鋕一道来的。当时我很有感想地说，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刘国鋕看了我一眼，说：“你说不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就听你的”，我叫王海云为他们准备早饭，他们拒绝，后来煮了两碗面吃。这时稽查处的汽车和稽查处来的共五六人都到县府。刘国鋕、曾紫霞从容地上车被押到重庆去了。据稽查处人说，他们是在重庆跟踪到何北衡家的，因刘国鋕是刘航琛的联宗族弟，刘何两家有历史渊源，所以跑到何家暂避，等到稽查处人追到，刘已被从后门放走，又追到北碚，扑了空，再追到荣昌来，这就是全部事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