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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 - 传记 - 刘国鋕 - (三)在陆良的岁月
(三)在陆良的岁月
 
刘国鋕 | 时间:2008/11/14 20:00:17 作者:曾紫霞 来源:《刘国鋕》 点击:407
    一九四四年,南方局号召革命青年到敌后去、到农村去。云南有不少地区已早有同志去开辟据点。地处云、桂、黔三省交通要道、民族杂居的陆良县,民主力量还十分薄弱,没有人去开展工作。当时在陆良县任县长的熊从周,一九二七年就曾在陆良县作过县长,也是旧中国第一任昆明市长,在云南作了三十余年的县长,“廉洁爱民,两袖清风,有口皆碑”,在老百姓中颇有威望,曾有“熊青天”的称号。熊老先生本来早已离职回乡,抗战时因陆良县是战略要地,龙云亲自到这位老人的家乡玉溪,请他第二次出任陆良县长。熊老先生到陆良任县长时,将孙子熊复来(现名熊翔,云南林学院)带到陆良随其同住。熊复来同志与西南联大冯宝麐同志早就熟悉,他受祖父委托代觅进步教师办学(当时没有人知道熊老县长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于是熊复来同志找到冯宝麐同志请其为祖父寻觅进步教师。冯宝麐同志通过董大成同志(现名董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组织汇报;又同袁成源、刘国鋕同志商议。他们认为在陆良开辟据点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熊复来同志的祖父在那里任县长是很有利的条件,决定派人去陆良。当时国鋕正当大学毕业,他们认为派国鋕去陆良是适合的。为此,国鋕从昆明到了重庆,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南方局同意他到陆良去开展工作。
 
    当国鋕大学毕业时,家里人通过刘航琛在当时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处,为国鋕寻觅了一个“美差”。可是,国鋕却没有屈从,而到了当时连电灯都没有的云南陆良县。这一行为传到亲友们处时,他们简直震惊之至。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有地位、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到政府机关去享受高薪厚禄,却跑到一个“不毛之地”去,简直是荒唐、怪诞。是的,国鋕的这个行为是亲友们无法理解的。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当他立志为了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时候,当他宣誓为共产主义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以后,他怎么会去计较环境的艰苦与薪俸的高低呢?共产党人的理想、品质,的确是庸夫俗子所无法理解的。国鋕无视一切讥笑与责难,他心甘情愿、饱含激情地到云南陆良县去了。
 
    在熊老县长的帮助、支持下,国鋕同熊复来、董大成同志一起,共同努力,进行了许多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把陆良县教育科科长、陆良中学校长等反动家伙,一个个地挤下了台。冯宝麐同志带着党组织的意图,专门从昆明赶到陆良,同他们研究如何在陆良开展工作。他们决定先占据陆良中学这块阵地,然后扩展工作。为了有利开展工作,请熊老县长兼任陆良中学校长,并决定由国鋕担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务;熊复来同志着重负责对外联络,了解国民党动态。陆良的整个工作由国鋕、熊复来、董大成三人负责。国鋕他们进入陆良中学后,先把进步青年方为表、秦光荣等同志安排进校工作,接着陆续安排了一些由组织上派来的进步青年。国鋕的侄子刘以治同志从四川泸州到了陆良,南方局张佛翔同志也将吴子见同志由四川重庆介绍到陆良。没有多久,陆良中学除个别老教师及总务人员外,教职工大都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来的进步青年。国鋕他们掌握了陆良中学。
 
    要在陆良中学站住脚,必须把学校的教学搞好。当时该校教学质量很差、学习风气不好,学生中还盛行赌博等不良风气。要搞好教学、扭转风气,困难是不少的。国鋕第一次这样独立工作,担子不轻,但他遇事与同志们反复商讨,充分发扬民主,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使工作得以开展。他们对教学目的、要求、计划都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决定自编教材,规定了学校的管理条例。国鋕实际上负责了学校的全面工作,还要担任全校的历史课,帮助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师,有时还要摇上、下课铃,工作十分繁忙。其他的同志工作也十分劳累,但他们说由于国鋕对人热情,关心体贴人,工作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因此尽管待遇低下又十分忙碌,但心情却十分愉快。由于同志们一道辛勤工作的结果,仅一个学期就改变了陆良中学的面貌:校园内的空地上由他们带领学生劳动,栽上了花木;图书馆补充了大批图书;赌博等不良风气被制止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上升。这一切变化由学生、学生家长传到社会上,社会舆论对陆良中学有了好评,他们说这些年青人是办学校的,家长都愿意将子弟送来上学,甚至有的把原在昆明读书的子女也转回陆良中学来读书。这样,他们在陆良中学站稳了脚,邓艾民、曾淼、余斯炎、马凌云、黄知廉等不少同志都先后在这里工作过。
 
    国鋕他们在陆良中学站稳脚后,就积极扩展工作。他们组织学生办墙报、唱革命歌曲、举办文艺晚会、读革命书籍,并把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秘密读书小组,进行个别启发、教育工作。他们还通过家访的形式同学生家长联系,进行抗日宣传。一九四四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桂林、柳州沦陷,独山危急,云南处于日寇威胁之下。这时,他们准备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选择了邻县路南圭山地区开始工作。他们通过与少数民族领袖有关系的学生联系,用熊老县长的名义前往圭山地区实地调查。行前,他们拟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对调查项目作了分工:国鋕着重调查经济情况;熊复来着重调查地形、军事情况;董大成着重调查文化、教育情况等。他们三人对调查项目作了详尽的了解,并深入村寨直接同群众接触,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风俗习惯。他们不仅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同圭山地区联盟建立了正式联系,受到兄弟民族热情款待。他们离开时,少数民族弟兄还以特有的放炮、吹牛角的礼仪送行。他们回陆良向同志们作了调查的汇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分头准备枪支、弹药及各种物资。冯宝麐同志和熊老县长一道又第二次到圭山地区联系、进行具体部署。后来,由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地区没有建立正式的抗日根据地,但他们进行的工作为这地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九四八年圭山地区人民在党领导下,爆发了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烽火,起义部队以后组成滇桂黔边区纵队,其中有许多干部、战士就是当年在陆良中学工作的同志和学生。袁成源同志说“国鋕他们当年的策划终于在后来成为事实,国鋕如果死而有知,当含笑九泉。”
 
    国鋕在陆良工作时,对《新华日报》要在昆明设营业分处一事十分关心。当时要设营业分处,需要租房子,国鋕多方设法最后通过川盐银行解决了房子问题。他说:“这不是几间房子的事务问题,而是在昆明树立党的一面旗帜!”当他离开云南时,特别委托冯宝麐同志,请冯给营业分处的彭少彭同志以帮助和关心。
 
    国鋕在陆良工作时,他们并不知道熊老县长是共产党员,因而决定由国鋕多同熊老县长接近,做他的工作。国鋕借负责陆良中学工作的机会,经常设法同老县长摆谈。老县长的孙子熊复来同志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他们一老一少,从学校教育谈到陆良的经济,直到中国的政治,无所不谈,十分融洽。”当时老县长已是七十以上的高龄的老人,而国鋕才二十三、四岁。老人了解到国鋕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委托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稿,国鋕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已经写成,可惜在老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毒害时遗失了。
 
    由于陆良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仇视。陆良县原来没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后来设立了;陆良中学到圭山地区的通路上驻扎了军队;陆良中学的墙报经常被人悄悄撕毁。老县长和国鋕他们外出有人盯梢,甚至发生过恐吓、威胁的行为。陆良县的反动势力向云南省密报熊老县长掩护其孙子等“收购武器,笼络人心,图谋不轨”。驻军军长李弥等人策划以共产党罪名逮捕国鋕等人,情况颇为紧张。正值此事,抗日战争胜利了,熊老县长准备到解放区去了却平生心愿,国鋕经向南方局请示决定从云南到重庆。他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离开陆良到了昆明,向冯宝麐同志介绍李循棠同志去陆良。他怀着对陆良、昆明的眷恋,告别了和他共同战斗多年的友人,于十一月飞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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